人物＞和香港营员在一起

后来我又想，如果这次绿色营没有香港同学参加，还能不能"发"？真不敢说。奇怪的是，对于这种民主意识有个别大陆同学最终也接受不了，居然在最后的一次营员会上对香港同学说："你们和我们的情况不一样，你们有你们的看法，我们有我们的看法。"当时我就严厉地指出："这里不存在'你们'和'我们'，只存在'对'和'不对'。"因为这种官腔式的论调我听多了，1989年在访问美国的时候我就批评过："有的人年年出国，带回去就是一句话：'外国的经验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其实，外国有什么经验，中国是什么国情，他根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感兴趣的可能是别的东西。"对待外国的许多经验是如此，对待民主、环保、绿色、绿色文化等等，也是如此。没想到，我们的学生也感染了这种莫名其妙的毛病。

这届绿色营的规模比往年都大，共45人，其中包括十个城市二十五所高校的学生。香港学生的参加，算是这届绿色营的一个特点。他们来了八人，其中七个是大学生，一个是香港环保组织“长春社”派出的领队何汉威，其实何一年前也是大学生。我感到由于长期的分隔，香港的文化背景及生活方式和大陆有很大差别，两地的同学能不能团结好，是这届绿色营成败的关键，所以事先我在大陆同学中做了很多工作。但稍一接触，就感到我的顾虑是多余的，看来香港同学对参加绿色营做了充分准备，立意要和大陆的同学打成一片。

刚相聚一起，最明显的障碍是语言。除了吴泳攀，其他香港同学都说不顺普通话。包括何汉威，要他代表香港同学说几句话，结结巴巴，太困难了。我还以为他不善言辞，后来看他们用粤语交谈，他说得非常流利。个儿最小、秉性天真、也最招人喜欢的安妮（正式名字是伍慧敏），经常地把自己说成、画成小鱼小猫，在大自然中只见她拿着摄象机和照相机，上下左右乱跑乱窜，真像小鱼小猫似的。她说起普通话来很勇敢，恩呀啊呀没个完。有次说他们要吃新鲜的、活的鱼，新鲜这两个字可能说不上来，她就换了一个形容词：“要吃会游泳的鱼。”大陆同学听明白了，又回了一句：“你们是不是还要吃会唱歌的鸡？”大家都笑了。学习普通话和交流思想就从这轻松的气氛中开始了。

团结不能消灭差别，如何运用这些差别，正是互相交融、互相学习的好机会。所以我有意识地在大陆同学中宣扬香港同学的绿色意识和民主意识比较好，在香港同学中我也这么说，以鼓励他们发扬这方面的优势。事实上他们确实做得不错。如我们到达哈纳斯的那天，大轿车停在外面，大约要走一公里才能进入保护站。一路上垃圾很多，香港同学下车就捡，大陆的同学跟着也捡 。绿色营走过以后，便成了一条清洁的路。从此以后，凡是绿色营所到之处，便没有垃圾。诸如此类，如不用一次性筷子，不掐花摘草，不干扰动物，不仅影响营员，也影响一些看到、听到、或者知道的其他群众。事情看来不大，也是传播绿色种子的“星星之火”。

8月7日，是到哈纳斯的第三天，曾永辉来找我，说调查工作做得差不多了，他和香港同学吴泳攀、区君杰想爬山深入核心区，野外露营一个夜晚，第二天回来。我同意这个行动：一是年轻人这种自发的绿色积极性，我都支持；二是这种组合很好，一个大陆同学和两个香港同学；三是都是壮小伙子，曾永辉比较老成，吴泳攀、区君杰有野外生存经验，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我心里赞赏，但还是不动声色地说：“你去找队长，队里同意，我没意见。”队长开始不同意，担心核心区有熊，不安全；后来同意他们改变路线，顺着有人居住的河道往下走。

这是脱离大集体的小分队行动，营员们也很支持，给他们最好的帐篷和各种食品。天气忽然变冷，营员们腾出自己的睡袋，让他们每人能用两个。三个人全副武装出发了，在场的营员都来送行，我也激动地和他们一一握手，留影告别。山下刚下完雨，山上下了雪雹，白了山头，冷风飒飒，凉气逼人，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味道。同一天，生态小组在保护区工作人员金刚的带领下，也乘汽艇到达湖头，在无人出没的原始林中野宿。这两个小分队深入大自然了，爬山，过河，走沼泽，穿越密林，看到了马鹿和狍子，在安图人的帐篷里过夜。当然，这些都是用辛苦换来的，但每个人都满怀收获的神色，说起这个不平凡之夜，无不滔滔不绝。

我对香港同学的了解是逐步的，特别是和他们在伊犁的最后几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在绿色营结束之后，大部分同学返回原地，其余的兵分三路：一路留在乌鲁木齐攀登天山雪线；一路远走南疆；一路是前往伊犁的我们，除了队医赵歆和广州的王剑以外，还有五个香港同学。

由于林业厅打了招呼，由于我的老朋友高志毅的热心照应，伊犁给我们的接待非常周到，有专人陪同，有汽车跟随，管吃管喝，住宿也安排得很好，第一天就走了三个自然保护区，看到了珍贵植物小叶白腊、野核桃、野苹果、雪岭云杉。一直生活在大陆的我，自然习惯于这种接待，还沾沾自喜这是最省心、最舒服的旅行。但香港的同学不是这样，老提意见，一个劲要去塞里木湖。陪同我们的刘坪主任不理解，总怕接待不周，而且以不安全为由，不愿意他们单独行动。我很理解，他们需要的不是繁缛礼节和好吃好喝，而是要有自己的时间和自由，真正到大自然中去，用全部身心去贴近和感受自然。几经周旋，总算给他们挣得了一天的自由，可以不一同吃饭，可以背着背包到野外去露营。他们快乐得不得了，但我仍属于特殊照顾，不被批准野宿，约好夜里十一点钟用车来接我。我们七个人（区君杰因病躺在屋里，可能要后悔一辈子），背着一应物品和食品出发了。

确实是一种非常惬意的时刻，沿着一条美丽的山间河流往深处走，山岚盘旋在山林之间，湍急的河流滔滔不绝，近处是姿态婆娑的阔叶树，远处是整齐高大的云杉林，牛羊悠适在绿茵的草地上，圆形帐篷里袅袅升起一缕炊烟，三个哈萨克小孩跟着我

们跑上跑下¨¨特别是绚丽的夕阳慢慢西沉，把这一切景物染上一层柔和的金色，更层次分明、更立体化了。此时此景，真可以醉倒所有的摄影家，七个人十部相机奔来跑去，好像要把所有的灵感都摄入相机。天快黑了，我们选择河边一片树林里，架起了两个帐篷，把保护区特备给我们的羊肉和馕，以及从北京、乌鲁木齐、伊犁带来的各种零星小食全部摆出来，在手电光的照耀下，吃了一顿“丰盛”的野餐。刚十点半，汽车就来了，同学们很不高兴，就把手电关了，让汽车找不到我们。我虽然不喜欢这种恶作剧的游戏，也只好“少数服从多数”。汽车走了好远，找不着我们，只好往回开。我们这才打出手电，还故意对他们说：“我们喊你怎么没听见呀。”

通过这次争来的“自由”，香港同学感到非常高兴，心满意足又依依不舍地和我们一一拥抱、留影告别，回乌鲁木齐赶飞机和火车去了。通过这次活动，我才感到香港同学的发泄并不尖刻：“刚脱离了绿色营的牢笼，又转入到热情接待的桎梏。”这种感受，是全心全意热爱自然、追求绿色的感受；这种感受，我很缺乏，恐怕大陆的同学也很少有。

中国由于有着几千年的专制传统，所以直到现在，很多人仍然不懂、不会、也不习惯民主。这是中国在许多方面、也包括环保事业非常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强调绿色营要开展民主。因为我要培养的是未来的绿色人才，如果他们不具备民主的素质，就不可能调动千百万人的环保积极性。但我的愿望在四届的绿色营中所得的反响都不强烈，甚至遭到抵触和误解，还碰过钉子，因此我更感到有推行民主的必要，而且我也在逐渐地学习：推行民主必须采用民主的办法。事前要交代方向；事后要总结经验。什么问题都说，不对；什么问题都不说，也不对。这就是说，尽量避免我来指手划脚，甚至说，应该允许年轻人做我所不同意的事。办好了，是经验；办不好，也是经验。让他们自己经历，自己切磋、自己认识，自己成长。但在关键时刻的关键问题，我也应该说话。如1996 年一些同学不听指挥，强行要去施坝林区，是要不要团队精神的问题，我不得不说话；1997年马宝建要求走川藏公路，是如何对待群众的绿色积极性的问题，我不能不说话；1998年执委会迁就一些同学怕苦怕累的情绪，我不能不说话；今年，路上遇到一个要不要去魔鬼城的问题，（包括后来要不要去哈巴河、野马饲养中心、艾丁湖的问题，）实质上我认为是指导思想上重视不重视绿色、工作方法上要不要民主的问题，所以就在营员会上和营员日志上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不过说得很含蓄，只是说我很想去，不去非常遗憾；没有点名批评谁。结果，反应来自两方面；一个大陆同学对我说，执委会已经够辛苦的了，您不应该公开批评他们；而香港同学邹颂华却在营员日志上续写了一篇，问题提得更明确，更尖锐，把我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

全文如下：

1999年8月2日早阴午晴

从来也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因为我认为最美好的回忆和最伤痛的往事，已经刻在脑海里，不需用笔墨记下来。不过唐老师开了头，我就写吧。

从乌鲁木齐出发开始，感觉就像走难、逃亡一样，不过这个逃亡一点也不辛苦，是豪华的走难团。住宿N星级宾馆，每餐大鱼大肉；早车去，晚车返， 玩足一个月。天呀！谁说年轻人要吃苦？这里每餐都不亏！

绿色营是一个以在大自然学习为本的活动。但每天起床，感觉跟在家没分别，不，比在家还要舒服。到现在还没有见到很多唐老师所说的绿色。在魔鬼城的十多分钟是我最开心的一刻。之后，就是最不满的时刻。天呀！坐了100多个小时的车从香港来到这里，只留十分钟，还没有尝到风沙的味道和听到魔鬼的嚎叫就要走，真惨无人道！

老实说，行程可flexible（弹性）一点，吃饭可以快一点，少吃一餐也无所谓，省下这些时间，行程可更顺利，做更多有意义的事。老实说，在这里要两天才做到的事，我在香港两小时就做完了。不过这样比较也不公平，香港那麽小，又四通八达，网络完备；这里地域辽阔，通信又困难。不过感受不到大自然是怎样的，这是我感到最失败的地方。

不过今天的情况好了些，也是我第一次跟唐老师作交流。唐老师、赵歆、张敏和我到管理站附近一个小桥和湿地。在那里留了很多影，也看到他老人家天真可爱的一面。事实上，假如一个人意志不够强，恐怕也不能在黄昏之年仍保持童真的心境。

晚上，大家做了第二次分享会。我最怕这些东西。第一，我讨厌唱歌；第二、我很困。每次分享会都在夜深时分举行，既然参加了，就得遵守这个游戏规则。想不到这次收获不错，南宁电台记者刘治洪说了他不少的经历和对绿色事业的观点，意见中肯、成熟，是我在绿色营中很少听到的。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很多自认为绿色主义者的思想也很肤浅，理论也自相矛盾。这使我想起香港一位绿色运动家周兆祥跟哲学家李天命博士的一场讨论。假如绿色行为变成一种主义，那是否会演变成一种“宗教狂热”？假如大自然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那为什么要有受保护的动物？为什么我们可以吃牛肉，但吃狗就犯法？为什么对一只受伤的小鸟我们百般怜爱，对作为鸟的食粮的蚱蜢之类就毫不留情？假如众生是平等的话，为何要分哪些是家畜，哪些是受保护的动物？假如有天全世界只活存十只山羊，那他们也就由家畜升级为稀有受保护动物吧？假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是正确的话，那我真的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了。我也不打算在短时间内找到答案，因为急于求得结论往往是自己懒得思考的籍口。

棗邹颂华

没想到这篇日记成了一道檄文，引起了营内的不小震动。8月6日在哈纳斯，保护站邀请我晚餐，这是当今的国风官风，我不得不去。好不容易应酬完了，帐篷里的全营大会也开完了。好几个营员告诉我，这个会开得非常好，是第一次谈心会，也是第一次民主会，有几个同学发言时都激动得哭了。这个会的导火线自然是《营员日志》。

引而不发，让群众自己来“发”。这是我的目的，可惜这个有意义的会，我没有参加。刘治洪陪我吃饭去了，也没有参加。他非常遗憾地说：“要我在，能录下音多好啊。”

后来我又想，如果这次绿色营没有香港同学参加，还能不能“发”？真不敢说。奇怪的是，对于这种民主意识有个别大陆同学最终也接受不了，居然在最后的一次营员会上对香港同学说：“你们和我们的情况不一样，你们有你们的看法，我们有我们的看法。”当时我就严厉地指出：“这里不存在‘你们’和‘我们’，只存在‘对’和‘不对’。”因为这种官腔式的论调我听多了，1989年在访问美国的时候我就批评过：“有的人年年出国，带回去就是一句话：‘外国的经验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其实，外国有什么经验，中国是什么国情，他根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感兴趣的可能是别的东西。”对待外国的许多经验是如此，对待民主、环保、绿色、绿色文化等，也是如此。没想到，我们的学生也感染了这种莫名其妙的毛病。

因此我曾经幻想过，能不能把绿色营拉到西方去，拉到台湾去；现在我又想，能不能拉到香港去。当然这不是羡慕香港的高楼大厦、购物天堂，而是以此为窗口，根据已有的实践，学习西方的绿色经验，把绿色营的水平再提高一步。

由于语言交流上的困难，我和香港同学的直接谈话不多，深入谈心更少。但经过二十多天的接触，他们已经了解我，尊敬我，愿意接近我。这也是他们要求和我同去伊犁、最后的夜晚留我在帐篷里谈心的一个原因。

躺在卧铺汽车上，郭芬淇对我说：“我感到你的思想很特别，和生活在大陆的人不一样。”

我问：“你指的什么？”

“开放。”她又问：“这思想是怎么来的？”

我说：“一是来源于大自然；其次是出过国，认识了西方和那里的许多朋友；三是和马霞共同生活了十五年。”

确实，这是我和香港同学共同语言较多的基础。所以他们的思想、行动、意见，我比较理解，或者说我们相互比较理解。我比较欣赏他们的是，绿色意识和民主意识比较好，也表示自己的看法。但并不引以为高傲或是孤芳自赏，而是从自己做起，用行动影响别人，有的人看问题也比较实际。如区君杰在给我的留言就写道：“绿色营也是一个小孩，只有四岁的小孩。”实事求是，也不回避问题。吴泳攀在谈完自己的深刻感受以后，又直率地写道：“第一，我觉得绿色营不够绿色 (not green enough) ；第二，缺少团队精神 ( lack of team spirit ) ；第三，缺乏关爱(lack of consideration /concern) 。”邹颂华还说：“我在绿色营感到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也尝试争取过而得不到共鸣。但我相信，再回首的时候，这种失望仍是快乐的回忆。”不像大陆有些同学沾染了社会上的一些恶气，会上一团和气或者一言不发；会下牢骚不断。

看来香港同学意见“很多”，但他们的收获可能比没有意见的人要大。

和其他香港同学比较，周子诗和我接触、说话似乎多一些，也亲切一些，直到临别的时候她才告诉我，从北京车站的出发仪式上她朗读马霞的讲话开始，她就认我作父亲了。因为她的妈妈也是在差不多的时候因癌症去世的，而且在临走之前，也说了和马霞意思相同的话。所以在车站临别的那一刻，我认了这个女儿，她也像告别自己的父亲一样，抱着我吻别了。后来读到她的留言，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大自然是一本书，人生也是一本书。’以往这段路走得叫人吃力、辛苦和困难。但这并不代表人生是不精彩的，就是因为吃力、辛苦和困难，路才走得有意义。今天的路是由唐老师你领着我走的，希望将来的路我能一步一步地向前走，默默地走着，永不放弃。绿色营结束以后，我就要回到香港当一位老师了，我希望在绿色营的所见所闻，都一一跟我的学生分享。”

邹颂华也在留言本激动地写道：“我深深体会到，最简单的是最美好的。人之所以有烦恼，往往是出于贪婪和自私的欲望，而正因为我们的贪婪和自私，就剥夺甚至牺牲了其他物种的生存机会。香港虽然是个繁华的的都会，衣食住行各方面应有尽有，在物质上从来就没有‘欠缺’两字，但香港也是一个很贫穷的地方，无论在时间上和精神上，我们都在为金钱而拼搏，到底人生为何？万物的一盛一衰，草木的一荣一枯，我们也鲜有机会去观察，去欣赏，去思考。所以这一个月的旅程，正填补了我这个城市人的不足。我也希望今后能与亲友分享我的经历，为中国和香港的绿色事业尽绵薄之力。“

她回到香港以后，又给我发来Email，直陈了自己的终身大事：“我今年毕业了，要尽快找工作，减轻家里的负担。一想到自己不再是学生，心里就感到彷徨。已20多岁人了，总觉得自己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孩。不懂人情事故，不懂交际应酬。对复杂的成人世界始终难以理解，尤其像香港这样的地方，真有点令我感到窒息。比如说，我本来就不喜欢念法律，但家人说当律师前途好，收入高，而从不考虑我是否有兴趣。念完书后，我说我不想当律师，想找一些我喜欢的工作，例如从事环保，或为社会的弱势社群如艾滋病人、独居老人、遗弃儿童服务。但他们觉得这种工作既辛苦，收入又不高，等于无前途。

香港虽是一个繁华的地方，但人的思想很落后，社会问题很多。香港是一个有很多机会，但没有理想的地方；或者可以说，香港人的理想就是钱。我不是有什么伟大理想的人，我只是觉得我拥有的足够了，想尽绵薄之力，与其他人和物分享我拥有的，或者是他们应当拥有的。

参加绿色营后，给了我很多启发，令我更有找寻及实践理想的信心，我不知道我选择不当律师是对还是错，但我想往后即使碰壁，也心甘情愿，因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她的价值观的变化，引起了我的共鸣。简单和复杂，贫穷和富裕，精神和物质，理想和现实，环保和律师，不同的思想境界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追求。关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当今的世人太混乱了。现在是乡下人往城里跑，小城市的往大城市跑，大城市的往香港跑，香港的往加拿大跑，加拿大的往美国跑。当然，有些人不是这样，马霞从美国往中国跑，奚志农从北京往云南跑，许多营员往环保工作靠拢，邹颂华不想当律师。这基本上属于两类：一类着重在物质追求；一类着重在精神追求。搞环保的也要穿衣吃饭，但追求的是绿水青山和福泽后裔。我给邹颂华回信说：“你的一些想法和马霞相似，境界是高尚的。有了这思想，以后不论做什么事，都可以做好。不受世俗的束缚，能找到适合自己志趣的工作，当然好；但也不要勉强，非做什么不可。有时候也要适应社会，在适应中开拓自己。如果你的专业适合找律师工作，也可以当律师。运用律师的岗位为弱势人们说话，为动物说话，为森林说话，为自然保护说话，这样的律师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有几个香港同学途经北京，9月3日返回香港。我是9月1日回到北京的，所以9月2日把他们请到家里，由北京的营员作陪，

举行了一次“饺子宴”（在我到京之前，家里已经包好了1000个

饺子）。很奇怪，他们给我带来了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棗一双“内联升”的布鞋。没有比这更有意义的礼物了。我参加几届绿色营，用的都是旧装备，学生们要太阳镜、遮阳帽、登山鞋、防晒膏、蚊不叮、净水器等等，我什么都不要。我说：“徐霞客不用这些，我也不要。”只是买了一双“内联升”的布鞋，我认为这是必不可少的。闲着没事，我问同学们：“你们猜，这鞋多少钱一双？”

大家回答：“十元。”“十五元。”“二十元。”“三十元。”“五十元。”

“告诉你们吧，九十元。”

大家很惊讶：“这么贵呀？”

说者无心，听者有薏。香港同学真在北京找到了内联升，买到了这样一双布鞋。

我非常感动，下定决心说：“鞋有了，明年我还得参加绿色营！”

当天晚上，他们就搭地铺住在我的家里。这晚上他们基本上没睡，谈话，写“留言”，给绿色营写稿。

第二天分手的时候，车上车下好几个人都哭了。在泪眼模糊中，我忽然想起了安妮在我的留言本上画了一条鱼和一只猫，并引用了两句含义深刻的诗，主要是勉励我、也包含着勉励自己和大家：

落花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

以后，我和香港同学的书信、电话、Email不断，好像比和大陆的同学还亲热。这也算是一种绿色的缘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