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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经验
正如他们善于处理中立政策一样，瑞士人在处理其他问题上，也是很稳健的。
这个国家很少矿藏，他们就发展多用科学、技术、工艺，少用原料和动力的精密机械、仪表、化工、钟表等工业的高、精、尖产品，同时把目标瞄准国外的市场。结果在世界工业化运动中，他们获得了优势。
这个国家本来很穷，他们就利用社会稳定和采用严格为客户保密的办法，大力发展不要原料和动力的金融业。结果瑞士成为“世界保险箱”和世界金融中心。
这个国家地处欧洲内陆，本来是个闭塞、保守的国家，但他们利用中立国的条件和在接纳流亡者的过程中，巧妙地吸收了外国的纺织、花边、钟表等技术，形成了强有力的民族工业；同时也吸取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共和思想。
这个国家地处山区，交通极为阻塞，他们就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崇山峻岭之间，打通了世界最长的隧道，架起了世界最高的桥梁。再加上他们善于保护和装点江山，把这个山水之国变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世界花园”，因而带动了旅游业的蓬勃发展。
这个国家民族多，语言多，宗教多，历史上矛盾复杂，战事频繁。自从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和逐步完善了联邦制以后，他们就令人难以置信地形成了一个长期的稳定的“要统一，不要一律”的共同体。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们是以实践的观点来考察一个民族的。瑞士人把一个弱国变成强国，把一个穷国变成富国，把一个处于战事纷争之中的弹丸之地变成永久中立国，把一个封闭性的内陆国变成一个国际活动的中心，把一个以牧工、雇佣兵、客栈老板为形象的小国变成一个在金融、工业、科学以及和平事业上都是举足轻重的“大国”，这里面总包含着这个民族的素质、智慧和艰辛。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
要描述一个统一的性格，相当困难。英国约翰·拉斯金在《近代画家》中，有过这样一段描写：“关于瑞士人的性格，有过很多争论，这是由于别的国家难以理解他们的质朴而引起的。他们不是被想像成神话似的道德完美，就是被认为是卑贱贪婪。而事实上他们既不神圣，也不卑贱，只是一些真心实意的人，带着一种没有先例的倔强，不很看重生命，但也不肯作无谓的牺牲。没有一步登天的崇高理想，但一旦具备了某种美德，也绝不肯轻易地放弃——你在他们中间，既不会发现超人的机智，也不会感到崇高的热情，所能看到的只是一种能破除迷惘的理智以及近乎固执的正直。他们不会听从动员随意去履行什么义务，但他们在执行自己的职责时毫不含糊。他们口头上不讲友谊，但在你有患难时却不会使你失望。”
除了玻内特夫人以外，一个瑞士人我也不认识，但这段描述似曾相识，它很像我所熟悉的山里人的性格，而不像城里人的性格。林语堂博士说过：“你若生在山里，山就会改变你的看法，山就好像进入你的血液一样……”这个想法可能有点道理，因为瑞士基本上是一个山区之国。这种自然环境，相当程度上塑造了这个民族质朴、勤劳、勇敢、务实的精神。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描述，拉斯金没有看到一百年以后的瑞士。这个民族经历了战争与和平的洗礼，受到了宗教改革和民主思潮的冲击，经受了工业革命和世界市场的熔炼，变得更加成熟了。再加上这个民族具有一种民主、自治而又近乎保守的传统，一步一个脚印，不把时间、精力和物质消耗在无谓的瞎折腾之中。所以他们总是得到的比失掉的多，保存的比破坏的多，前进的比后退的多。从自然保护的状况来看，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的森林破坏得很厉害，但恢复得比较好；他们的湖泊遭受过污染，但治理得不错；工业、旅游、人口给大自然带来的压力也相当厉害，但逐步有所缓解。
这里我想着重谈谈民主问题，瑞士是一个已有七百年民主传统的国家。民主各有各的特点，美国有美国的民主，英国有英国的民主，瑞典有瑞典的民主，中国也有中国的民主。瑞士的民主和其他国家一样，当然不是十全十美，甚至在某些方面遭到了国内外许多人的非议。譬如瑞士的妇女获得选举权，只是最近年代才有的事，而且在个别地区妇女至今仍然没有选举权，听说将要采取法律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要男人举手通过给予妇女选举权，这事本身就是对民主的讽刺。
瑞士的民主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实行“公民倡议”和“公民表决制”的直接民主，即国家大事可以由公民倡议和全民投票决定。这“公民倡议”不是说写封群众来信，寄给当官的，碰了个“青天大老爷”，问题就解决了。而是某个问题只要获得法定人数的签名提出，就成为国家非议不可的大事，而大事必须经过全民投票，才能决定。这套民主程序虽然比较繁琐，却体现了人民最直接当家作主的精神。举一个很不典型但很说明问题的例子，１９７８年曾就是否实行夏时制举行了公民投票。这个倡议原来是想和欧洲很多国家的夏季时间一致起来，同时为每天从法国、意大利边境到瑞士工作的人提供方便。结果被否决了，原因是许多农民认为夏季时间打乱了他们的工作习惯，在太阳还很高的时候，就要丢下地里的活去挤奶。许多母亲也反对，因为她们的孩子因此必须早起，而孩子们毫无疑问是不肯早睡的。这年没有通过，后来又经过反复讨论，多数人认识到实行夏时制利大于弊，到１９８２年最后还是通过了。由此可见，不能说多数人的意见一定是对的，但应该说多数人的意见经常是对的，或者说经过反复曲折最后总是对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是真理。瑞士在前进过程中，也和许多国家的历史进程一样，不是没有痛苦和斗争的。民主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无数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已经反复证明：民主比专制好。但有些人就是不喜欢，特别是那些有着封建意识而又掌握着权势的人，更不喜欢。瑞士历史学家约翰内斯·冯·弥勒说得好：“我充分体会到那些市镇阶层为了民族的幸福而放弃自己特权时所必须吞下的药片的苦味。但是对于这个问题，别无其他办法，只有一个选择：做必须做的事，免得别人替你做。”
瑞士不仅对集体联名的“倡议”予以法所当然的重视，就是对公民个人的意见也认真处理。我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中国领事馆收到瑞士政府一份照会，说有位瑞士公民提出来，中国领事馆院里有棵树长得太高了，影响邻居的公民观看阿尔卑斯山的山峰，请修剪一下树枝。既然是郑重其事的照会，领事馆只好照做了。
这件事看来很小，但使我感慨不已。我１９５７年被划为“右派”，至今还留着一顶“摘帽右派”的帽子。这类政治帽子意味着什么，外国人很难理解，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好像是中世纪的“异教徒”吧。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我的妻子被活活打死，我的女儿流落他乡，我有二十多年被剥夺了正常做人和正常工作的权利。好不容易等到政府拨乱反正，三令五申要给知识分子落实政策。我为了摆脱这副精神上的枷锁，在十年之间相继给中央到地方各级单位写了七十一封申诉信。其结果不是石沉大海；就是招来新的压力和诽谤。
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我真想，只有两个办法可以解脱自己：一是自杀；一是杀人。是大自然挽救了我。一走进大自然，我就感到宽松，感到慰藉，感到清新和超脱。水在流，云在动，鸟在歌唱，树叶在跳动，这里没有扭曲的面孔，没有违心的虔诚，没有撕裂的情感，没有那个做不完、躲不开、甩不掉的恶梦，大自然只有最美好的画，最迷人的音乐，最纯真的情感，最完善的哲学。我好像是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一头扑在母亲的怀抱里。我流着泪，她叹息着。我们什么都不说，我们什么都理解。从这时开始，我爱上了大自然，从思想的深处爱上了大自然。在热爱大自然的过程中，我了解了大自然，知道大自然所承受的压力和痛苦，比我还重，还深，还长远。我还能“写信”，她又向谁申诉？只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以暴雨、干旱、山洪、病害、虫灾以及更严厉的“报复”，来发泄她的愤怒。是社会把我撵出了社会，是大自然让我迷住了大自然。从此我不再为自己申诉，而为大自然申诉了。
本来我不懂得民主是什么东西，是生活教育了我，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教育了我，特别是走出中国一看，更加感觉到民主是多么的重要。社会必须允许一个人像在童话《皇帝的新装》中那样，敢于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即使他说得不对也罢。没有民主，就无法找到接近真理性的答案；没有答案的历史，只能是盲目往复，永无平静。只有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能说话，能讨论，能批评，能出主意，能选能人，只有在这种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民主生活中，邪恶的现象才难以生存，或者是终究不能生存；社会也才能稳定，真正的稳定。对政治我仍然一窍不通，不想离题太远，还是谈谈和我的工作有关，感受最深的一点吧。我们这次环球考察的任务，是“唐僧取经”，到“西天”取“绿色的经”。自然保护的经验千条万条，我认为最根本的一条是：没有真正的民主生活，便没有长远的绿水青山。我即使在世界上取到了最好的“经”，但是谁听我念？谁让我念？谁允许我付诸实践？譬如说，我想建立一个真正群众性的自然保护组织，我想办一个自然保护杂志，我想出版一套自然保护丛书，我想建立一个既包含外国经验又有中国特色的自然保护区，我想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一个关于设立大熊猫保护局的提案，等等，能吗？不能，我没有这个民主权利。也许有人会说，你有，你可以通过组织系统，给各有关部门申述自己的请求。前面已经谈到我的切身体念，碰上官僚主义的机构或者是对自然保护一无所知的人，写信只是一种浪费生命的游戏。所以，我深切地感觉到，自然保护事业是千百万人的事业，光靠有一个贤明的皇帝或是总统，那是办不好的。必须千百万人都认识，都关心，都说话，都动手，即使皇帝或者总统不那么贤明，他也不得不做自然保护的事情，否则他就当不成皇帝或是总统。
基于上述和以后访问欧美几个国家的想法，我认为发扬民主是开展自然保护工作的一条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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