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的召唤◆
马霞是个非常沉着的人,非常坚定的人,气质非常高大而又自视非常卑小的人。原来我只是从生活上和工作上来观察她。她放弃纽约高文化高水平的生活,把余生全部贡献给了中国,她的工作又好又快,编辑部的同事说她的工作量能顶三个专家。不论到哪儿,她都能和大家打成一片,从不摆外国专家的架子,按时上班,给大家打开水,有时候还打扫厕所。外文出版社曾评选她为先进工作者。按照专家待遇,每两年有一次提供路费的探亲假。除了写作《环球绿色行》的需要,她陪我回过一次美国以外,十多年没有享受过一次探亲假。她穿的是中国早已过时的衣服,吃的是馒头和火烧,骑的是飞鸽牌自行车,戴的是上海产的机械手表。这些年来在中国遇到不愉快的事也不少,从敲诈外国人到天安门事件,但她从来不发牢骚。别的专家来中国一年两年,回去就可以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她说:“在中国的时间越长,这书越写不出来。”可见,她对中国的认识和情感是深沉的。当西方亲友来访的时候,她热情地介绍中国的情况,但从来不以“中国通”自居,从来不发表高谈阔论,她像尊重美国一样地尊重中国。
现在,从生命的最后考验中我进一步认识了她。发现她有病,是1995年11月初。开始是吞咽困难,食量日减,有时还发生呕吐。我怀疑是食道癌,在协和医科大学读博士的外甥女红梅也认为是,但她拒绝去医院检查。因为她信仰的科学基督教的最大特点是不信医药。为此我想尽了一切办法,找女儿、红梅、在京的中外朋友甚至还给她哥哥写信。她很固执,说她不能用两个办法,意思是只相信上帝,不相信医生。我不能伤害她的宗教感情。祈求上帝是她唯一的希望,也是她面对残酷疾病的唯一精神支柱。我们干扰她的思想看来是应该的,但是是有害的。所以我宁愿自己吞噬这个苦果——就好比看着自己最亲爱的人从悬崖跳下去而不能伸手拉她一把。
在这种困难面前,我们更需要理解,我要理解她,也需要她理解我。但我们存在着语言上沟通的困难,仅仅是行为,尚不能传递更深沉的信息。有一天,邹德孜来了。她是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教授,英语非常好;十四年前我们第一次在西双版纳见面的时候,就是她当的翻译,所以我们开玩笑说,她是我们的媒人。
她来的目的,我们反复商量过,就是如何动员马霞去医院检查。结果她丝毫不动摇。我理解她,不得不失望地表示同意。同时也请邹德孜翻译我想了很久的一席话,
主要有三点:
第一,我是爱你的。因为你是好人,你给了我生平最大的帮助,而且你净化了我的心灵。在认识你之前,我被各种非人的生活所困惑,所折磨,所扭曲,找不着人生的定向,是你帮助我,要爱大自然,要爱人,要积极面对人生,要真诚,要实事求是。这些都不是你说的,但你以自己的行动告诉我应当这么做。
第二,我们不仅要共幸福,还要共患难。共幸福是幸福,共患难也是幸福。因此你不应该拒绝我的关心和照顾。我问你晚饭想吃什么?你说吃什么都行。听到这样的回答我很不高兴。你吃东西已经很困难了,难道还不能告诉我你想吃点什么吗?
第三,想谈点我对死的看法,我们都年近七十,可以不避讳了。小时候,我对死怀有一种神秘、恐惧、不敢想的思想。那时候封建迷信得厉害,外婆家本来要把一个表妹许配给我,因为我“算八字”只能活19岁,就罢了。让她和长沙一家名叫彭三和笔铺的少老板结了婚。没想到这位少老板患肺结核,把病传给她,再加上封建婆婆的虐待,她十九岁就死了。我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还来不及产生爱情。后来看到她的结婚照片,才知道她是那么恬静和美,心头不免掠过一丝惋惜的情感。她死了,我活着,而且已经活到六十六了。也许还能活到九十。当然,我不希望活那么久,徒然浪费自然资源和增加别人负担。这是说个真实的笑话。我的意思是:是死是活只能听任自然,当然我们要努力活得有意义,死得有意义。
后来我知道,她对我谈“死”是反感的,这与其说是给她一点思想准备,还不如说是在教育我自己。不过通过这次谈话,我们好象回到了初恋,不,比初恋更淳厚,更深沉,更绵长。美国人少有的“体贴”情愫,在她身上忽然出现了。她发现我缺什么衣服或日用品,不跟我商量就买,而且总是买最好的,一件衬衣花了四百多元,是普通衬衣的十倍。我爱吃的黄油、鸡蛋、冻包子、肉松她总是按时准备好,既不早一天,也不耽误一天。过去我要外出,她总是无所谓的样子,你爱什么时候回就什么时候回;现在我要回来晚了,她总是流露出一种盼望的神情,不自觉地有这么一句:“怎么这么晚?”这种些微的变化使我们感到幸福和留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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