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雪山的召唤◆
马霞是个非常沉着的人，非常坚定的人，气质非常高大而又自视非常卑小的人。原来我只是从生活上和工作上来观察她。她放弃纽约高文化高水平的生活，把余生全部贡献给了中国，她的工作又好又快，编辑部的同事说她的工作量能顶三个专家。不论到哪儿，她都能和大家打成一片，从不摆外国专家的架子，按时上班，给大家打开水，有时候还打扫厕所。外文出版社曾评选她为先进工作者。按照专家待遇，每两年有一次提供路费的探亲假。除了写作《环球绿色行》的需要，她陪我回过一次美国以外，十多年没有享受过一次探亲假。她穿的是中国早已过时的衣服，吃的是馒头和火烧，骑的是飞鸽牌自行车，戴的是上海产的机械手表。这些年来在中国遇到不愉快的事也不少，从敲诈外国人到天安门事件，但她从来不发牢骚。别的专家来中国一年两年，回去就可以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她说：“在中国的时间越长，这书越写不出来。”可见，她对中国的认识和情感是深沉的。当西方亲友来访的时候，她热情地介绍中国的情况，但从来不以“中国通”自居，从来不发表高谈阔论，她像尊重美国一样地尊重中国。
现在，从生命的最后考验中我进一步认识了她。发现她有病，是1995年１１月初。开始是吞咽困难，食量日减，有时还发生呕吐。我怀疑是食道癌，在协和医科大学读博士的外甥女红梅也认为是，但她拒绝去医院检查。因为她信仰的科学基督教的最大特点是不信医药。为此我想尽了一切办法，找女儿、红梅、在京的中外朋友甚至还给她哥哥写信。她很固执，说她不能用两个办法，意思是只相信上帝，不相信医生。我不能伤害她的宗教感情。祈求上帝是她唯一的希望，也是她面对残酷疾病的唯一精神支柱。我们干扰她的思想看来是应该的，但是是有害的。所以我宁愿自己吞噬这个苦果——就好比看着自己最亲爱的人从悬崖跳下去而不能伸手拉她一把。
在这种困难面前，我们更需要理解，我要理解她，也需要她理解我。但我们存在着语言上沟通的困难，仅仅是行为，尚不能传递更深沉的信息。有一天，邹德孜来了。她是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教授，英语非常好；十四年前我们第一次在西双版纳见面的时候，就是她当的翻译，所以我们开玩笑说，她是我们的媒人。
她来的目的，我们反复商量过，就是如何动员马霞去医院检查。结果她丝毫不动摇。我理解她，不得不失望地表示同意。同时也请邹德孜翻译我想了很久的一席话，
主要有三点：
第一，我是爱你的。因为你是好人，你给了我生平最大的帮助，而且你净化了我的心灵。在认识你之前，我被各种非人的生活所困惑，所折磨，所扭曲，找不着人生的定向，是你帮助我，要爱大自然，要爱人，要积极面对人生，要真诚，要实事求是。这些都不是你说的，但你以自己的行动告诉我应当这么做。
第二，我们不仅要共幸福，还要共患难。共幸福是幸福，共患难也是幸福。因此你不应该拒绝我的关心和照顾。我问你晚饭想吃什么？你说吃什么都行。听到这样的回答我很不高兴。你吃东西已经很困难了，难道还不能告诉我你想吃点什么吗？
第三，想谈点我对死的看法，我们都年近七十，可以不避讳了。小时候，我对死怀有一种神秘、恐惧、不敢想的思想。那时候封建迷信得厉害，外婆家本来要把一个表妹许配给我，因为我“算八字”只能活１９岁，就罢了。让她和长沙一家名叫彭三和笔铺的少老板结了婚。没想到这位少老板患肺结核，把病传给她，再加上封建婆婆的虐待，她十九岁就死了。我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还来不及产生爱情。后来看到她的结婚照片，才知道她是那么恬静和美，心头不免掠过一丝惋惜的情感。她死了，我活着，而且已经活到六十六了。也许还能活到九十。当然，我不希望活那么久，徒然浪费自然资源和增加别人负担。这是说个真实的笑话。我的意思是：是死是活只能听任自然，当然我们要努力活得有意义，死得有意义。
后来我知道，她对我谈“死”是反感的，这与其说是给她一点思想准备，还不如说是在教育我自己。不过通过这次谈话，我们好象回到了初恋，不，比初恋更淳厚，更深沉，更绵长。美国人少有的“体贴”情愫，在她身上忽然出现了。她发现我缺什么衣服或日用品，不跟我商量就买，而且总是买最好的，一件衬衣花了四百多元，是普通衬衣的十倍。我爱吃的黄油、鸡蛋、冻包子、肉松她总是按时准备好，既不早一天，也不耽误一天。过去我要外出，她总是无所谓的样子，你爱什么时候回就什么时候回；现在我要回来晚了，她总是流露出一种盼望的神情，不自觉地有这么一句：“怎么这么晚？”这种些微的变化使我们感到幸福和留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