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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海拔５２３１米
从北京经西宁到拉萨，是个自然景观不断变换的旅程。城镇和农田等最熟悉的景观越来越少，素昧平生的自然画卷越来越多：平原、黄塬、草原、湖泊、荒漠、高原、沼泽、草甸、高山、冰川、雪峰……好象是一部读不完的地貌教科书，但比书上写的形象，亲切，还有意想不到的宏伟。特别是在公路的两旁，看到了许多只有在电视节目“动物世界”中才能看到的动物，如藏羚、野驴、藏原羚、雪兔，还有翱翔在高空的各种猛禽。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尚属青海的荒漠地带的三匹骆驼，以为是野骆驼，司机也说是野骆驼。这太稀罕了，我们就停下车，跟踪了一段。后来又有人说，可能是放在野外的家骆驼。我们也不相信会有如此奇特的机遇，只好等照片洗出来，再请专家鉴定。大自然的形形色色，第一次这样具体而饶有趣味地读记在年轻人的心中。这不是一些简单的印象，譬如说，我们看到藏羚，自然会联想到可可西里；联想到索南达杰；联想到在他鲜血流淌的地方，偷猎者丢下了２０００多张藏羚羊皮；联想到探险家杨欣正在“孤军奋战”，在长江源头建立一个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
同时，最最使人难忘的，还是在艰难困苦中所凝结的个人自信和集体情谊。从格尔木到拉萨的途中，要翻过海拔５２３１米的唐古拉山口。５２３１，这不是一个寻常的数字。它是绿色营此行的最高点，也是每个营员生平越过的空前高度。对每个人来说，这种高度都充满着魅力与诱惑，是难得的机遇，也是人生的考验。因为这个高度不是每个人都能跨过的，病弱的人知难而退，胆怯的人畏难而退。徐健就因为一场小病而被这个高度挡在西藏的门外。给我们开车的司机说，他在这条路上开了九年车，就有三个人死在车上，而且都是年轻人。他还告诫我们，车过五道梁到唐古拉山口的时候，不要大喊大叫，也不要睡觉。知道了和听到了这些，即使最勇敢的人，也不得不怀有几分恐惧，因为高山反应并不认你是年轻力壮，还是意志坚强。
大自然的威力确实厉害。我们的汽车象只孤独的甲虫，爬行在没有尽头的青藏公路上，而公路越升越高，象是一条直指天穹的黑链。这时的海拔已经是北京城区的100倍，达到了全欧美望尘莫及的高度。缺氧的现象开始在身体的各个部位棗呼吸、血管、头部、内脏、四肢反应出来，头晕脑胀，呼吸困难，全身乏力，剧烈呕吐等等。别看这些小伙子、姑娘都是经过选拔的，自信心很强的，能吃苦耐劳的，这时候一个个都成了残兵败将，好象说一句话，抬一下胳臂，都要付出跑一趟马拉松的能量。晚上八点四十分车到五道梁兵站，该吃饭、上厕所了，但反应重的已经下不了车，还能抗的被两人架着，就是搀扶别人的人也是头重脚轻，步履艰难。真正一点反应没有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家住青藏高原的东治才仁（中央民族大学的藏族学生）；一个是家住云贵高原的吕宾（云南大学的学生）。学生们最担心的是我，因为我的年龄比他们大两倍。他们给我安排最前面的座位，从西宁开始就服用红景天胶囊。我服从照顾，因为我心里也打着鼓，谁知道“反应”将怎样反应我呢？但我没有忘记在北京开营式上的诺言：“我的劣势是年龄太大，我的优势是不怕死。”这时候也还是这个想法，不管多么难受，我决不吸氧。大自然怎么考验我，我就怎么接受考验。奇迹出现了，车上有五个人呕吐，两个人流鼻血，三个人吸氧，发烧的人更多，我除了有点头晕以外，什么事也没有。
２４日清晨，向往已久的的唐古拉山口到了。人们困惫地从车窗望去，山风凛冽，经幡飞舞，高原之巅，雪峰之侧，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石碑，上书五个大字：“唐古拉山口”，旁边还有一行也很显眼的小字：“海拔五二三一米”。石碑上顶着两个巨大的牛头骨架，上面还披着雪白的哈达。这时候不下车去拍张照片、留个影，将是终生的遗憾。但高山反应使许多人把这个遗憾吞咽在心里，只有六个人下了车，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非常高兴，豪迈地对同学们说：“我所以表现比较好，有三个原因：一是你们对我特别照顾；二是我行前做了充分的准备，每天爬一百层楼；三是马霞保佑我。”
吃苦算不了什么，问题是在自己非常困难的时候，却打起精神去鼓励别人；在自己感到能量消失殆尽的时候，却支撑着身子去帮助别人。谁吐了，马上有人递上自己的水壶；车厢吐脏了，有人默默地擦拭。这时候氧气是最宝贵、最需要、最能恢复活力的东西，但都以不使用为荣，坚持把氧气袋和“氧立得”让给最虚弱的同学。武晓冬一直在忙着给别人量体温、号脉、给药、输氧，最后自己也支撑不住了，但忘了给自己量体温，发烧也不知道，一直躺到拉萨。最年轻的伙食委员蔡达文刚吐完了，又忙着洗黄瓜，发方便面和粉肠。在这艰难的时刻里，营员们更懂得马霞说的：“你们付出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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