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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惋惜的分手
绿色营到达西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徐健病了，发烧，咳嗽。生点小病，本来不是大事；但对进藏来说，却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在高原反应下，即使一点感冒，也很容易转发为高原肺水肿，有生命危险。所以，徐健要不要返回北京？我们决定开全营大会决定。其实，这没什么可讨论的。因为这不决定于徐健，也不决定于哪个人的意愿。
在绿色营里，徐健是长得最高最壮实的一个。没想到这种不幸竟发生在他的身上。首先得到这个信息的是医务委员武晓冬。她是北京针灸骨伤学院刚刚毕业的高材生，人长得漂亮，心眼又好，干什么事都认真。有营员告诉我，她在北京整整五年的大学生活中，没去过故宫，没去过长城，没看过电影，没看过电视。现在作为随营的医生，她同样执着。总是背着药箱，前前后后送医送药。晚上大家休息了，她还在给别人针灸，按摩，拔火罐。她一量徐健的体温，吓了一跳，高烧３９℃。她没有声张，连着给他服退烧药、抗生素，中医针灸、放血、刮痧，总想通过自己和徐健的努力，在西宁休整的两天里把病情扭转过来。因为这时候谁都感到，被迫离开绿色营太残酷了。西藏，对年轻人来说，是梦幻，是向往，是追求，“过五关斩六将”好不容易被选上了，已经到了西藏的门口，又被挡了回去。不仅本人承受不了，对大家也是一种难言的痛苦。
执行委员张立在会上介绍了徐健的病情，他得的是气管炎，经过打针吃药，没有缓解，今天下午去医院检查，医生也建议不去西藏。因此只好执行原来的决定，但得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个个默默相视，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付诸表决，同意这个决定的举手。超过了半数，但也不是那么多。“反对的请举手。”没有。
“弃权的请举手。”很奇怪，陆陆续续举起了七八只手。看来“弃权”最代表了无可奈何、无限惋惜以及对这种不公平现实的抗议。
由张立、武晓冬和我来传达这个决定。我们忐忑不安地来到徐健的床前，我唯一能够安慰他的一句话就是：“今年你不能去，明年你是绿色营的第一个营员。”徐健安静地躺着，没有反抗，没有流泪，没有激动的表情。他好像已经思考过了，只是提了个要求：“能不能让我们学校换个人来？”徐健很明确，他是从北京林业大学选拔出来的，也是这个学校的环保组织“山诺会”推荐的，绿色营不应该没有北林大的同学。我说：“我们考虑过这个问题，来不及了，现在是旅游旺季，连飞机票也买不到了。”
我们对留下的徐健作了安排，让家在西宁的一位营员的母亲照料他，并留下了治病和回家的费用。第二天，大队人马离开西宁的时候，好像是在火线上送走一个负伤的战友。但愿不再有第二个，这种滋味实在不好受。与其说大家想宽慰徐健，还不如说徐健想宽慰大家。他忙着和大家留影，写通讯地址，说两句轻松的话，直到我们的卧铺车启动了，站这一旁的徐健脸上还挂着微笑，但眼眶已经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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