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护可可西里
——第一位深入可可西里腹地的女记者发自反盗猎第一线的报道
可可西里位于青藏高原腹地，是长江的源头区，平均海拔5300米，人迹罕见，被称为“生命禁区”。但这里有大量宝贵资源，有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野生动物数十种，尤其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近年来遭到目无法纪的盗猎者的疯狂捕杀。
1993年7月，青海省治多县成立了西部工作委员会，负责可可西里的保护和开发。第一任书记杰桑。索南达杰在与盗猎分子的搏斗中英勇牺牲。1995年9月治多县重建了西部工委，其属下的
反盗猎队伍自称“野牦牛队”，4年来爬冰卧雪，餐风宿露，有力地保护了藏羚羊等珍稀动物和其他宝贵资源。随着国内外对藏羚羊生存状况关注程度的提高，“野牦牛队”也威名远震。
今年6月20日至7月10日，本报记者随“野牦牛队”进入可可西里，参加了他们的夏季反盗猎。
出发，出发。进山，进山。虽然可可西里气候恶劣，虽然已上百次地进山，备尝艰幸，出发的时刻仍然令人兴奋。6月19日，野牦牛队队员齐聚青藏公路上的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此时正是藏羚羊产羔期，是反盗猎的关键时期，他们将巡山3——4个月。老队员们威威武武地来了，年轻的队员活蹦乱跳地来了。随同他们进山的还有两个格尔木的生意人，一个是野牦牛队书记梁银权的朋友韩沙力海（回族），由于野牦牛队的巡山车辆不够，他的一辆北京牌越野车就成了巡山车。另一个叫朱智，进山考察淘金情况兼观赏野生动物，也开了一辆北京牌越野车（我们特地介绍这两位“老板”，是因为他们在这次反盗猎中起了重要作用）。
队员们说，冬季巡山“冷”，但夏季巡山“苦”。苦就苦在道路泥泞，极易陷车，精力都耗在挖车,拉车上。而且碰到紧急情况时，恶劣的路况使人进又进不来，出也出不去。
但年复一年，他们冬季巡山1个月，夏季巡山3--4个月，从未间断。6月20日早晨，由一辆装载给养的东风卡车打头，野牦牛队开始了夏季巡山。
没有刹车的车也跑遍了可可西里
在离索南达杰保护站10公里处驶下青藏公路，面前是一望无际的可可西里。尽管已是仲夏时期，可可西里仍然很少有生命的痕迹。返青不久、浅浅的、稀疏的草丛带着些许枯黄，最绿的草无一例外都是地衣类苔癣，这也许是因为它们始终紧贴着大地。可可西里的荒凉、原始正是它的魅力所在，它坦荡、朴实，没有任何的人工雕琢，无掩饰地袒露着自己的真实，同时又透着傲视一切的威严。
可可西里的路一如可可西里的土地，坦荡、朴实，没有任何的人工雕琢。这种路只是无数车轮在草地上轧出的一条轮迹，自天际而来，又向天际而去，没有任何交通标志。可可西里似乎就是驾车者的乐园，你可以在这里任意驰骋。
但是且慢。这种路是对驾车者真正的考验。崎岖不平的路面需要高超的驾驶技术，也需要你的注意力时时刻刻绷紧了弦。每一个岔路口都可能使人误入歧途，一旦走错路也许就意味着有生命危险。而夏天的路尤其险恶。吸饱了雪山融水的草原犹如一张松软的大海绵，一脚就是一个水坑，车辆一旦陷进去，可能十天半月都出不来。
可可西里的气候在不折不扣地雪上加霜。可可西里从不下雨，雨水在这里被变成了雪和冰雹，每天都要下几场。而一夜大雪使草原变得漫天皆白之后，任何车辆都寸步难行。
高原的河每天都有潮涨潮落。每天中午，在太阳下融化的雪水自雪山流下，高原溪流随之陡涨，直到午夜。而早晨的溪流枯萎得几乎无水，流量比下午要相差几倍。每到傍晚，浑黄的溪流被夕阳抹得金波涟漪，在雪山草地的映衬下，美丽得令人心跳。但这些金色溪流却使驾车者望而生畏。因为高原的河床往往就是唯一可行的路径，而金色溪流掩盖了路上的坎坷。
可可西里显然有一套独特的交通规则，你必须熟知。你必须把每一个岔路口牢牢记住；你必须会辨认每一道区别细微的车印；你必须知道如何沿金色溪流顺流而下，或者如何逆流而上；在那些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泥坑和车印的烂泥滩上，你必须知道哪些车印可以让你的车一冲而过，哪些车印要小心地绕过；如果已经无可挽回地陷车，你必须知道如何用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尽快把车挖出来；更重要的是，如果你的车出了故障，你必须凭自己或凭几个同伴的能力把车修好，否则你就不得不在路上呆上好些天，直到有过路的车来帮忙。
但在可可西里，“帮忙”总是可以招手即来。在这个少有生命的地方，每一张笑脸、每一双手都弥足珍贵，“与人方便”就是自己方便。因此人们总是乐于伸出热情的手，而不必先讲价钱或先讲条件。可可西里显然又有一套独特的人际关系准则。
可可西里真正是个“没有车就等于没有腿”的地方，进可可西里的人都有车的常识，优秀的驾驶员则受到不同寻常的尊重。但野牦牛队这次巡山却没有足够的车。装给养的东风卡车是野牦牛队成立之初买的，已被可可西里的恶劣路况“折磨”得遍体鳞伤，而且刹车失灵。年轻的司机日嘎是队里最优秀的驾驶员之一，他驾驶这辆东风卡车居然坚持到返回索南达杰保护站。
年轻队员小陈开的一辆越野车是1996年底出厂的“XM2023X”，仪表板上的大部分仪表已经没有显示，手刹车失灵，脚刹车的分动泵也坏了。雨刮已经不工作，一次小陈偶然打了雨刮电机一拳，它居然立即开始工作了。此后它高兴时就工作，不高兴时就不工作。在一次暴风雪中它始终拒绝工作，小陈打了雨刮电机一顿，电机却冒起烟来，小陈只好干脆拆掉了雨刮，然后不断停车擦拭前风档。
即使这种“欠揍”的车也没有多余的。年轻队员拉巴开的BJ2020S车的发动机老要往下掉，修修补补，倒也坚持到了返回格尔木。老队员嘎仁青开的越野车是“自然之友”刚送给野牦牛队的礼物，是唯一一辆车况最好的车。此外就是韩沙力海老板的越野车，被一直“征用”到返回格尔木。
这个车队一路嘶吼着奋力向前，走走停停，不断修理，跑遍了可可西里。
笑眯眯的眼睛 肿肿的脸
野牦牛队的第一任书记杰桑。索南达杰1994年1月在与盗猎分子枪战时，牺牲在可可西里的太阳湖畔。第二任书记扎巴多杰也于1998年11月去世。此后主持工作的是副书记梁银权。此次进山是他第17次带队巡山。
梁书记以前负责队里的后勤工作。据队员们说，梁书记以前白白净净，文质彬彬。但我见到他时，他面色黝黑，胡子拉碴，已经是个地道的高原汉子。他的眼睛总是弯弯的，好象总是在笑。
梁书记患有高原性心脏病，身体一直不太好，因此每次上高原他都要生病。这次从格尔木（海拔2800米）到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海拔4500米），他的脸就肿了起来。进了可可西里后，生活越来越艰苦，工作又越来越重，不断地陷车，拼命地拉车，梁书记的脸就越肿越大。
每次彻夜追击盗猎分子或彻夜拉车后，总有一些队员端着一张浮肿的脸。可可西里海拔太高，许多队员进了可可西里都有头疼反应，在可可西里的冰雪中每天都有人感冒，咳嗽声始终不断。队里却没有药，只能向别人去要。年轻队员江文扎西学了藏医专业，原本是队里的医生，由于队里没有药，就改做一般巡山工作。好在盗猎分子都带了不少的药，抓获几个盗猎团伙后，队员们的医药问题就基本解决了。所以队员们总是在唱：“没有吃，没有穿，敌人给我们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虽然没钱买药，出发前他们却从有限的经费中拿出钱来，买了10袋奶粉，以便喂养那些失去母亲的小藏羚羊。
夜困冰雪路
在可可西里20多天，最难忘的经历不是追捕盗猎者，而是不断陷车后的挖车、拉车，用“艰苦卓绝”来形容一点不过分。
卓乃湖和可可西里湖之间的一段路极易陷车，名叫烂泥滩（5000米）。进山时我们的东风车在这里陷了5次，小车更陷了不知多少次。当时我们在暴风雪中挖车、拉车，累得人仰马翻。到第三天，大车仍然陷在泥里不动。梁书记留下日嘎和桑珠多杰继续挖大车，全体小车赶往太阳湖。
两周后我们回到这里时，情况更为糟糕。山坡上布满了纵横交错的车印和大大小小的泥坑，陷着好几辆车。两辆拖拉机已陷了10来天。
我们到达这里是晚上11点多，打头的小车率先陷住了。梁书记只好下令“原地休息”。经过一天的奔波、挖车，大家已没有精力去搭帐篷，“原地休息”就意味着坐在车上过夜，晚饭也就免了
一夜没睡好，就被天边的晨曦唤起。嘎仁青趁着路面尚未解冻，尝试“冲出重围”，居然一举成功。然后大家沿着嘎仁青轧出的车印，小心翼翼把其余的车一辆辆拉了过来。10点时，有人用车轱辘坑内的积水煮了一锅面条，又烧了一锅开水，算是早饭。在这个海拔高度，煮出面条半生不熟，但仍被一抢而光。下午1点，所有的车都过了烂泥滩。
再往前走，仍然是泥泞的路面。一个大泥坑横在面前，大家四处找来石头垫在坑里，然后簇拥着大车往前推，一辆车、一辆车通过了。又一个大泥坑横在面前------车队一点点往前挪。
傍晚7点，黑沉沉呈丝状下压的雨云逼了过来，冰雹铺天盖地而来，狂风呼啸，冰雹象子弹一样横飞，打在脸上辣辣地生痛。声声惊雷又在头顶炸响，前进更困难了。恰在此时，大车又陷住了。梁书记令小车全都原地不动，调一辆车上前拉大车。不一会儿，这辆车上的电动绞盘拉断了。换一辆车上前拉，电动绞盘又拉断了。钢丝索拿过来了，人和车一起拉，大车终于动起来
。但没走几步又陷进泥里。人们在横飞的冰雹中挖啊、拉啊，号子声此起彼伏，人也一身泥水，车也一身泥水。不知什么时候，梁书记的门牙被打掉了一颗。
直到半夜11点，大车只向前移动了不到200米。梁书记终于又下了“原地休息”的令。这时，队员们从脚跟到发梢都涂满了泥浆。一箱方便面拿过来，几分钟就被大半天没吃饭的人们吃得干干净净。然后从路边的泥坑中舀起半缸凉水，润润干渴的嗓子。歌声又响了起来，嬉笑声、打闹声搅动着夜空。半小时后，人们带着满身泥水在各自的车上安顿好，渐渐进入梦乡。
天亮了，艰苦的拉车又开始了。下午2点以后，车队才驶上较好的路面，顺利驶向卓乃湖。这两夜一天，只走了不到30公里。
雪夜追踪
6月24日，我们到达了太阳湖（5300米），这是当年索南达杰牺牲的地方，东侧就是青海省最高峰-——布喀达坂峰（6860米）。湖边宽阔的草滩上，大群的藏羚羊正悠闲地吃草。
在太阳湖畔的四道沟矿场休整一夜后，我们出发去西边的巍雪山（5814米）巡查。
上午11点，梁书记发现一道可疑的车印进了布喀达坂峰后面的山沟，就带着韩沙力海和嘎仁青的车去查看。小陈的车和朱智的车带着另一辆民工的军绿色北京吉普（队员们把它形象地叫做“黄球鞋”）继续去巍雪山。
此后的8个小时中，我们这3辆车不断陷车，一共走了不到3公里。傍晚7点，我们终于下决心掉头，去追赶梁书记。追到布喀达坂峰后面的一道小山沟里，发现一堆灰烬还冒着烟，旁边有一辆残破的手扶拖拉机。我们估计这是梁书记他们抓了盗猎团伙后丢弃的。再往前不远，一个炉子正旺盛地燃着，还有一些帐篷的碎片和无数的车印，这一定是梁书记他们又抓了一个盗猎团伙。
我们无法确定哪一道车印是梁书记他们的，就认定一道车印追了下去。渡过一条宽阔的，流淌着好几条金色溪流的河床，前面是茫茫无际的雪原。此时夜幕已经降临，我们打亮大灯，开足马力往前追。七拐八拐，朱智的车和“黄球鞋”跑丢了，前面的许多车印中，却没有一条象是新的。
我们只好沿原路返回。走了半天，前面出现一个灯光，并一闪一闪地向我们打招呼。我们径直向它驶去，灯光却灭了，而且再也没有动静。我们不禁疑惑起来：它是否隐蔽起来在打什么主意？正在这时，灯光扫到之处，“黄球鞋”正停在路中。
“黄球鞋”上的人告诉我们，朱智的车淹在河中，发动机进了水，无法启动。并说他们知道去巍雪山的路。我们就按他们指的路走，打算先到巍雪山再说。又是七拐八拐，已到午夜1点，小陈已跑得晕头转向，全不知身在何处。远处又闪出一个灯光，并不断闪烁，似在打招呼，又象在示警。小陈立即打亮了警灯。前面又出现了第二个灯光，两个灯光缓慢地靠拢，象在引导我们的车。到了跟前一看，果然是梁书记和嘎仁青的车。
原来梁书记他们和我们分手后，在布喀达坂峰后面的小山沟里抓到3个盗猎团伙，共8个罪犯，缴获两辆手扶拖拉机，一辆旧北京吉普和140多张藏羚羊皮。他们押着罪犯去巍雪山，路上不断陷车，直到现在才走到这里。我们的灯光出现后，他们以为又来了一个盗猎团伙，正打算来追，却见亮起了警灯。于是他们知道：小陈来了。
大家把缴获的东西重新整理装车，准备去巍雪山。刚一启动，小陈的车就出了故障，修了半天。修好后没走几步，小陈的车就陷进泥里，然后嘎仁青的车也陷了。扎西才仁开着缴获的车向前走了几百米也陷了。梁书记的车走了几公里后也陷了。虽然已经一天没吃饭，大家仍喊着号子，拼命想把车拉出来。1小时后，疲惫不堪的人们放弃了这个打算，坐在车上睡着了。
几公里外，梁书记几个人也坐在车上，静静地等着天亮。
这时已将近凌晨5点。万籁俱寂。夜空中一轮皓月，把清光洒向大地，似乎在替我们守望。美丽的可可西里正静静安睡。
坐困四道沟
5天后，我们回到太阳湖旁的四道沟矿场，却发现装给养的东风卡车没有按时到达。它还陷在120公里外的烂泥滩里，日嘎和桑珠多杰留在那里挖车，已经一周了。
我们的汽油已经用光了。在这个严重缺氧的地方，又加上不断陷车，汽车每跑100公里，至少要用40公升油。我们带的油已全部烧光。而偌大的四道沟矿场，竟没有哪一个矿主有多余的汽油。
梁书记派小陈和义加开车去东风卡车那里，拉一些油回来。其他人原地等候，待有了油再去巡山。两天过去了，小陈的车没有回来。第3天下午了，小陈的车还没有到。望眼欲穿啊。吃饭也成了问题。
在整个可可西里，食物都十分贫乏。最常见的食物是烙的大饼和蒸的面团，统称“馍馍”，米饭很少见，能吃上面条就是打牙祭。这里的开水不到70度，米饭和面条都是半生不熟。蔬菜基本上限于圆白菜和土豆两种，肉类没有，水果更没有。野牦牛队老在路上奔波，很少有时间做饭，连开水也喝不上，总是处于半饥饿状态。一天只能吃上一餐是经常的事，有时一整天都吃不上饭，方便面也大部分是干吃的。回到四道沟后，方便面已经吃完，又没有做饭的工具。每到吃饭时，队员们就到矿上去要馍馍，睡觉也跟民工们挤着睡。
但哪一个矿主也没法长时间免费供养这么多张嘴。两天之后，矿主不悦的举止就在传达着“逐客令”。更糟糕的是，盗猎者在太阳湖畔活动猖獗。
这天半夜，梁书记打野兔回来，发现太阳湖边有3个灯光。他进沟借了一辆车，叫起谢周、嘎仁青和扎西才仁，带着枪赶出沟去。但灯光全都不见了。第二天他们又开这辆车出去巡逻大半天，仍然没找到盗猎者，只见到一些母藏羚羊的尸体和失去母亲、被鹰鹫活活啄食的小羊羔。这时，这辆车的油也用光了。
晚上他们抱回一只脐带未干的小羊羔，用奶粉喂养。一个矿主冲他们大喊：你们捡羊回来干什么？能抓回人来才是本事。
这天凌晨，3辆盗猎者的车开进四道沟，停在嘎仁青的车旁。盗猎者一看清这是辆警车，立即掉头就跑。天亮大家起床后，一个矿主用这事挤兑我们。谢周憋了一口气在胸口，带着人步行出沟，把草滩上的车印仔细勘察，搞清了盗猎者的去向。但无奈何的是没油。下午，一个矿主进沟来，向梁书记举报了盗猎者的去向。梁书记和他达成协议，向他借了一些油，带了谢周、嘎仁青、两个小队员和我，一共6个人，开着嘎仁青的车（这是我们唯一可用的车）去追盗猎者。
嘎仁青憋足了一口气，拼命踩着油门，越野车象脱缰野马一样狂奔到草滩上，冲向对面的山沟。这时，谢周一眼瞥见我们的东风卡车正停在2公里外的草滩上。
追击盗猎者
原来，日嘎、桑珠多杰在小陈和义加的帮助下终于挖出东风车，开到四道沟来。而小陈的车却坏在30公里外的路上。
我们随东风车回到沟口，卸下车上的给养，给嘎仁青的车加满了油，把两个小队员换成日嘎。傍晚7点，5个人又出发了。
进对面沟口不久，前面隐隐约约来了两辆车，我们的车立即警觉地停下。车到跟前一看，却是朱智和韩沙力海的车。原来朱智把车从河里打捞上来，在韩沙力海的帮助下修好，开到四道沟来找我们。朱智看见我们只有5个人，表示要跟我们一起去，韩沙力海也立即掉转了车头。这样我们就有了两辆车，7个人。
要跟盗猎者面对面较量了。人们的每一根神经都高度兴奋，几天来的沉闷空气一扫而光。几双鹰一样的眼睛机警地扫视着路面，不放过任何一点可疑的迹象，并不时停下车来，仔细检查路上的车印。嘎仁青放起了音乐，西北风格的歌曲一首接一首飘出来，人称“野牦牛队歌星”的谢周也跟着唱起来。日嘎是个开朗快活的小伙子，每当放到他喜爱的曲子，他就要抢先半句放一嗓子。
11点时，冰雹刷刷打了过来，路又难走了。不一会儿车陷住了，大家全都下来推。又陷了，又推。12点后，路面开始上冻，不再陷车。不久，一道用沙堆成的路障挡住去路，车印在这里消失了。梁书记和日嘎仔细勘察后，决定掉头沿原路去找。
我们在这一带转了一个小时，在每一个方向都仔细辨认，始终没找到车印。最后日嘎决定做100米半径范围的搜索，他的手电光柱在草滩上闪来闪去。谢周和嘎仁青在车上聊起来，说在这么多天的饥饿后真想吃肉，哪怕是人肉，并计划在抓到盗猎者后先烤一个来吃。
日嘎回来了，宣布没找到车印。我们又沿原来的路往回走，到了路障处，终于在相反的方向找到了车印。就在车拐弯的一刹那，车灯照见草滩上一个黑色物体，日嘎捡起来一看，是一块新鲜的藏羚羊肺叶。
大家精神大振，齐声嚷着“追追追”。车颠簸着，涉过一条条溪流，一道道小丘。夜深了，难耐的困意袭来，车内渐渐沉寂了。谢周猛然拧开了录音机，强烈跳跃的旋律充满了车厢，东倒西歪的脑袋又都抬了起来。突然，日嘎和朱智挺直了腰，急促地说：“看。”
地平线上有一个清晰可见的灯光。这时是凌晨2：30。
子弹都上了膛。越野车加快了速度，不久远处又出现了一个朦胧的灯光。车驶近第一个灯光，可以看出一个越野车的轮廓，半陷在河床中间，但没有任何动静。我们的车停在几米外的河边，看来车上的人正酣然大睡。日嘎和嘎仁青持枪趟过齐腰的河水，从两个方向靠近了车。“不许动。都站起来。把枪交出来。”不一会儿，4个罪犯被押到岸上。
罪犯交代，他们共有3辆车，13个人。
日嘎、嘎仁青和朱智又持枪冲向远处的灯光。几分钟后传来几声枪响。又过了一阵，3个人押着8个罪犯回来了，裤子全都湿透，大衣下摆都结了冰。他们说，有一个罪犯逃走了。
梁书记拿出一瓶藏了多日的酒，让他们3人都喝上几口，再把剩余的抹在腿上。这时是凌晨3点，黎明前最冷的时候，两辆车的发动机始终隆隆响着，以便放出暖气，暖暖他们冻僵的腿，烤烤湿透的毛裤。日嘎由于大获全胜而高兴得大说大笑。很快大家都靠在座位上睡着了，只有嘎仁青监视着12个罪犯。
东方发白了，太阳从雪山上露出脸来。日嘎醒来后仔细看了看周围的地形说：“这是沙里河。”这里已在新疆境内。
我们清理了战利品，仅汽油就有10多桶，还有一大堆药品和187张藏羚羊皮。把3辆车从河里拉出来，我们押着犯人和车辆往回走。下午2点，我们沿布喀达坂峰西侧的一条金色溪流驶出山沟，回到四道沟的营地。
小羊羔跑过来迎接我们。我们对它说：我们已替你妈妈报了仇。
梁书记在路上又拣回一只脐带未干的小羊羔。
永远的记忆
我不必再赘述当天晚上就逃掉几个犯人，队员们四出追赶，度过了一个紧张不安的夜晚；以及随后的一场暴风雪中两只小羊羔相继死去。我也不必再赘述我们押解着犯人和缴获的车辆，在寒冷，泥泞，不断下雪的可可西里跋涉了6天，终于回到格尔木。
我的脑子里始终印着这样一幅画面：3个野牦牛队队员拉着一条钢丝索去拉陷住的车，最前面的一个突然跪下，膝盖和手臂着地，屁股撅得老高，脸颊埋进了地面，就象一个虔诚的宗教信仰者正在朝拜。1分钟后，他站起来走了。第二个人走过来，重复了这个动作。第三个人也重复了这个动作。我走过去一看，原来野草丛中积了一汪清清亮亮的水，他们是爬在地上喝这水。
这是真实的一幕。在可可西里，冬天缺少淡水，夏天虽然不缺，野牦牛队却很少有时间烧开水，队员们就经常从河里、或车轱辘坑里、或草丛里直接喝生水。这种旁人看来十分凄惨的境况，他们却用自己乐观、开朗的天性演变成了轻松的喜剧。
在可可西里的三周是人生难得的经历，类似上面这样的记忆太多太多。
难忘困在冰雪路上的夜晚，坐在车里听高原长风在天地间翻卷怒号；
难忘午夜在茫茫雪原上，齐心协力辨认着车迹、鼓捣着越野车前行时那种同生死共患难的感觉；
难忘在呼啸的狂风中、在如子弹般横飞的冰雹中，队员们埋头挖车、列队拉车的身影；
难忘最冷的一个夜晚，队员们给我盖了5件被子和大衣；
难忘驶出布喀达坂峰西侧的金色溪流那一刹那的心跳；
难忘追捕盗猎者归来，看到小羊羔迎面跑来时那种且喜且悲的心情。
但我最难忘的是野牦牛队的歌声。那在风雪中挖车一天后仍不时响起，搅动着静静夜空的歌声；那在暴风雪围困的小帐篷中伴着嬉笑扬起的歌声；那追击途中昂扬兴奋的歌声；还有日嘎在长时间修车后，突然从嘴里冒出的一声忽高忽低、没有任何韵律和节奏，却发自心底的快活长吟；还有小扎多在阳光下仰着头，自由自在、如痴如醉对蓝天信口哼出的藏歌。
我无法探究他们为什么能以如此乐观的态度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这也许正是野牦牛队之为野牦牛队的根本。
北京青年报记者 孙丹平 1999。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