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 China Youth Daily 「绿」 1999年12月16日 星期四

本报记者 江菲

南开大学的张海桥参加了野牦牛队的追捕行动，亲眼看到一只被剥光皮的藏羚羊从死羊堆中腾空而起，冲着汽车就飞奔过来

听说12月10日在北大有一个关于青藏高原的图片展，是几个自费骑车去西藏的大学生自费办的。出于对青藏高原的向往和对这几个同龄人的敬佩，顶着五级大风，我用了一个半小时，从城东骑车到了城西，在北大三角地一幢比较背风的楼前，见到了十几块被吹得稀里哗啦的展板和几个冻得发抖的男孩儿。

我发现这十几块展板并不是我所想象的几个大学生青藏高原摄影作品的简单集合，它的名字叫———藏羚羊能活到2000年吗？除了高原风情的图片外，还有一部分标题是：挺进可可西里、为谁而战、为野牦牛呐喊、保卫可可西里、告别扎巴多杰……

展览的创办者之一———南开大学能源所研究生张海桥看到我问：“同学，你有兴趣吗？我可以给你讲讲。”

我们大概聊了三天两夜。内容有些杂乱，因为海桥始终处于激动状态，疲惫的时候就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说，从青海回来已经戒了几个月了）。但说得最多的词是“可可西里”、“野牦牛队”、“藏羚羊”、“未来”和“生存”。

他说，“我并不是英雄，也不想作为一个英雄让传媒报道，我只想通过行动帮帮这些我所见过的最可爱的人，救救那些已经处于灭绝边缘的可爱的动物，为了养育我们民族的河流，也为了未来。而我现在怕的是，我们做得太晚了，我们的力量太小了。有点无计可施。”

“当沙漠把草甸一步步占领后，雪山的融水将再也流不到长江”

今年8月，在南开大学攻读能源建设研究生的张海桥应朋友之邀，去可可西里的索南达杰保护站帮忙修理照明设施。“其实我是抱着一个纯旅游的目的去的。”但是，修电源期间，他从朋友那里听说了一支叫“野牦牛”的反偷猎队伍。保护站有一间展室，展出了大量“野牦牛”队和藏羚羊的图片，“我当时就打定主意，和下一批进山巡逻的队员去看看，看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因为在可可西里数万平方公里的高原上，只有这20几个人，孤独地与偷猎分子进行……”他说到这里顿了一下，脸上闪过一丝悲壮的神色，“……殊死搏斗。”

可可西里，蒙语，意为“美丽的少女”，长江的主要源区之一。野牦牛、藏羚羊、野驴、白唇鹿、棕熊……青藏高原上的野生动物使这位少女更加妩媚动人。藏羚羊，被称为“可可西里的骄傲”，我国特有物种，群居，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是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严禁贸易的濒危动物。

海桥说，随行中有一幕强烈地震憾了他：“一天夜里，我们看到一处被偷猎者洗劫的场面，成百只被剥了皮的藏羚羊的尸体赤裸裸地躺在草地上。我们的车灯晃过。突然，有一只羊从死羊堆中腾空而起，冲着我们的车就飞奔过来。它浑身上下已经没有皮了，偷猎分子的枪声只是震晕了它。也就是说，它是被活活剥皮的。我看见它的眼神，很惊恐。但是它已经没有眼皮了，想闭一下眼睛都是不可能的。我当时坐在驾驶位上都有点抖了，眼看着它从车边奔过去，没有500米，就又倒在地上，抽搐着。我们不能目睹这样惨烈的场景，赶快开走了。”

“藏羚羊不是大熊猫。它是一种优势动物。只要你看到它们成群结队在雪后初霁的地平线上涌出，精灵一般的身材，优美得飞翔一样的跑姿，你就会相信，它能够在这片土地上生存数千万年，是因为它就是属于这里的。它不是一种自身濒临灭绝、适应能力差的动物，只要你不去管它，它自己就能活得好好的。”海桥讲得有些神往。

“以藏羚羊为主的食肉动物和一些食腐动物本来是很均衡地生活着的，但是藏羚羊数量的减少，使其他一些动物的种群数也在减少，惟有几种生物———旱獭、兔子、老鼠在增多。这些动物的生活习性是在浅层地表挖洞，把草的根茎吃掉，草皮渐渐被风吹走，就变成了沙漠。”

海桥给我看了一张照片：远处是巍峨的雪山，近处是宽阔的高原草甸，在白色与绿色之间，还有一大片黄色，那是一片沙漠。“当沙漠把草甸一步步占领后，雪山的融水将再也流不到长江。”

还是有许多正义的人。

1992年，中共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县委书记杰桑·索南达杰挺身而出，发起并创立了一个以自愿为原则的动物保护组织：西部工作委员会，即今天野牦牛队的前身，至今已经历了7个年头。但是，这支反偷猎队只有4个正式编制，这4个人每月有600元左右的工资，其余的队员对外称是志愿者，其实是招聘的，每月只有210元的收入。

这7年间，带头人索南达杰在与偷猎者的枪战中英勇牺牲。第二任书记扎巴多杰自愿申请去了西部工委，组建了我国惟一一支武装反偷猎队伍。然而去年进京为队伍寻求援助后不久就不幸离世。现任书记梁银权在挑起这个担子时，所有的队员都向他跪下了，泪流满面地说：梁书记，不能拆伙呀！咱们得继续干下去，得对得起索书记和扎书记呀。现在，梁书记也是重病缠身。一幕幕、一步步，都使野牦牛队坎坷而艰难的历程饱含了浓浓的悲情。

“我和他们一起生活、战斗过。我被这些人感召着”

“我和他们一起生活过、战斗过。我被这些人感召着。他们觉得：这儿是他们的家，应该去保卫它、爱护它。实际上，不能用高尚之类的词来作评判，长期生活在那种地方的人的思维状态就是那样的。扎巴多杰曾用野牦牛来形容他的队伍：野牦牛对任何入侵它的领地的人都绝不留情，它在发怒的时候，连一辆东风卡车都能掀翻，即使撞折自己的腿也在所不惜。”

“我们是8月4日从格尔木出发的。梁书记之所以愿意带上我，是因为我使索南达杰保护站又灯火辉煌起来。而那里是他们每次巡逻的休整点。起程之前，我还以为抓偷猎者是件很威风的事，你只要把枪瞄准他，然后说‘不许动’就完了，可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样。

“巡山尽管是枯躁的，吃得不好，就睡在车里，可每个人都能找到些高兴的事儿，有的不时玩个车技，说两句笑话，大家都很爱笑，大部分时间我们是一路高歌着。干吗不高兴呢？他们都是年轻人，可可西里是个那么漂亮的地方。我学不会藏歌，也跟着瞎哼哼。

“8月7日，我们碰到了一辆偷猎车，是一部沙漠王子，正停在河边修车，梁书记派了几个人包抄过去，用喇叭喊话。但是那个偷猎的刺溜一下就钻进了车里，接着一支枪就从车窗里伸出来。我们的车窗哗啦啦全碎了，那是一支非常先进的散弹枪，如果不是队员躲得快，就满身是洞了。我们再抬头去找那车时，它已经出了我们的射程。你要知道，沙漠王子把车速提到100公里只需要6秒钟。而野牦牛队只有两辆北京吉普，还是“自然之友”替他们募捐来的。那时候我就想，要是我们也有一辆沙漠王子……

“9日，我们抓了几个零星的偷猎分子，没费多大劲儿，因为他们的车坏了，跑不了。我挺高兴的，因为偷猎者带了备用的裤子。能把自己弄得很暖和，我觉得特别舒服。天太冷了！

“10日，我们到了雪山脚下，天气好极了，大家躺在草地上休息。我把他们的卫星电话修好了，给站里打了个电话。但谁也没想到我们听到的消息是西部工委要被撤了，野牦牛队要和其他什么地方合并。所有的人听了马上都换了一张脸，在一堆玛尼石前徘徊，久久不愿离开。这时天空阴云密布，刮起大风。我为他们在雪山前照了张合影。每个人的头发都被吹得立起来，没有一张笑脸。

“一小时后，我们又开始了一场非常艰苦的战斗。

“在沙流河对岸，我们发现3部偷猎车。偷猎车的标志非常明显。因为追捕藏羚羊需要很高的时速，发动机过热车就走不了。那些人就把车前盖拧下来，用绳子捆在车顶上。而其他的车是不会冒险在高原上把车开得很快的。当时对岸有多少人看不清，但是肯定有不少人。我们有10名队员，梁书记身体不好，不能参加战斗，还要留两人看守俘虏同时掩护。我向梁书记请缨，我说我是二级散打运动员，我父亲是飞行员，身体绝对没问题。这以前他们都拿我当学生看，特别照顾我。

“梁书记没说什么。我就和别人一样马上脱裤子，把裤腿系在脖子上淌水过河。水很急很凉，这么大个儿的石头（海桥攥起拳头）被水卷起来，打在腿上特别疼。这时正下着冰雹。我们8个人中有一个被水卷走了，他不会游泳。后面两个人过去救他，所以到了对岸，对方是14个人，我们只有5个人3把枪和1把大藏刀。

“没什么好想的，开打吧。我们冲上去打倒了4个。另外几个试图逃跑。我一拳打在一个人的颧骨上，把他打晕了。这儿海拔6200米，一阵搏斗，我开始眼前发黑，眼冒金星，又特别冷。我想起该掏支烟，但在点烟时，奇怪我的左手什么也拿不住，才发现无名指的关节碎了。

“后来幸亏一个叫陈永寿的队员，他会整骨，用了一些简单的材料帮我做了个夹板。陈永寿原来是个偷猎分子，被扎巴多杰抓住后教化过来了，成为野牦牛队中的一员。

“我们留了两人看守，其余的都去追逃跑的。整整追了一宿，把14个都抓到了。11日早晨，我们隔着河用对讲喇叭和梁书记对话，告诉他我们抓了多少人多少枪。梁书记非常激动，大喊：任务完成得非常好，注意身体，快过河回来！当时每个人都有点异样的感觉，因为梁书记平常不是这样讲话的，他说话的口气好像交待，我们光着腿在河两边又蹦又跳大喊大叫，像野兽一样。后来我体会是大家有一种示威的心态，觉得有这个成果带回去队伍就可能保住了。

“从这时开始我已经把他们当作兄弟了，他们也把我看作战友，因为犯人太多，我的帮助是不能缺少的。

“去的时候我们只有10名队员加上我和一个记者、3辆车。回来的时候是12辆车，18个犯人。我们一人开一辆车看一个犯人都不够，有些车还不能拉犯人，比如装粮食、汽油的和警车。所以怎么看也看不住，到格尔木时只剩下8个犯人。

“回来的路上，根据犯人提供的线索，我们找到两个窝点，就是偷猎者藏羊皮的地方，没收了1061张羊皮和一张棕熊皮。

“16日，快到大路了，大家又开始唱歌。你看这张照片，笑得多好。但是转眼间，就变天了，梁书记说要有大沙暴，我们玩命地开，因为被沙暴追上就可能回不去了。想象一下，十几辆车在前面开，后面一大片乌云在追你，在过去，这是只有电影里才有的。

“沙暴停了，一辆车不见了。我们只能判断出他的大概位置，开始挖车。挖了很久仍毫无结果。吃了6天方便面的我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再醒过来是夜里，车里的两个人休克了。

“17日早晨，到了一条洪水河边。水很大，车过不去。我真的有点挺不住，特别想家。我睡了一会儿，但好像只睡了一分钟。梁书记叫醒我说，海桥，又有犯人跑了。大家开始脱裤子，淌河追逃犯。我看了表，6点半。追了大半天。

“那时格尔木已经很多天没有我们的消息了，有记者和“自然之友”的朋友到河对面来营救我们。他们为我们破获了几年来最大的一次偷猎案而兴奋，但是提起野牦牛队撤销合并的事，有人哭了。

“18日下午终于到了格尔木。那时我都快哭出来了。我觉得自己要崩溃了。

“在没有直升飞机的条件下，他们只有不停地巡山。每次巡山10至20天，回来简单休整三四天后就又进山了。这一次，我已经觉得到了自己的极限。其实野牦牛队的人早就到极限了。这些人大多数不到30岁，但每人都有严重的关节炎和胃病。梁书记有高原心脏病，他的血压只有80～40，其他人也有心脏病症状。这些人肯定命都不长。但是他们是战斗在第一线的保卫长江黄河源的人。他们得不到公正的待遇，没有经费，缺少支持。

“我的想法是成立一支野牦牛青年队。主要为他们做一些后备工作，无条件地支持他们，帮助他们。如果我没做，我会后悔一辈子。”

“我们的力量太小了。有点无计可施”

12月11日晚，北大3教107教室。关于藏羚羊和野牦牛队的讨论。教室里坐得满满的，还有一些人站在后面，许多人在门口张望。放录相时，有女同学掩面，惊叹的声音从各个角落传出来。

“野牦牛队有多少人，几杆枪，几辆车？”“缴获的羊皮怎么处理？不能卖两张来做一下补充吗？”“中央的意见是什么，没有拨款吗？”“国家的法律在这方面是什么规定？没有法律制止藏羚羊皮的买卖吗？”“如果我们捐款，捐到哪里？野牦牛队能收到吗？”“主管部门为什么不想想办法？”……

一位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的研究生取出一份保护藏羚羊的宣传海报：“我们也有一个还不太成形的组织，一位博士也创立了一个藏羚羊保护项目。我们希望所有的大学生都来关注这件事，不要听听就走了。”

一个北大化学博士说：“实际上在我们生活中没有什么是比环保更重要的，而且也不那么遥远。就在北京，我们的水源都不够用，10年20年以后没有水用，这个城市就将被放弃了。又有多少人做了什么，有过什么危机感？”

来京之前，海桥已经在天津四五所大学里进行了两个星期的展出，收集了2000多个签名。“我认为凡是关注展板的人都是关注环保的人，但也有很多学生手端饭盆，骑着自行车，轻松地从前面滑过去，‘哦，环保哇！’这个时代，每个人都知道要环保，都知道这件事重要，但还有其他的事对他更重要，他的头脑里没有一种危机概念。他知道保护野生动物是对的，但给他吃娃娃鱼，他也觉得挺好吃的。你说让他给野牦牛队捐点钱，他觉得应该吧，但碰巧张惠妹开演唱会了，他一寻思又凑钱去看那个去了。这可能也是这个时代很多人的想法。”

海桥说，他并不想让大学生捐款，应该有更有钱的人来做这件事。但是人的关注是应该在这个时候建立起来的，这样当他们有能力去做的时候，就一定会去做。

海桥说，“我们准备得太仓促了，有很多资料都不全。而且我也很怕这样会给梁书记和野牦牛队带来麻烦。曾经有人问我，万一我死在战斗中了，别人会怎样帮野牦牛队。我都没预料到。前两天我还和梁书记通过一次电话，野牦牛队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还存在，但已不是一个独立的执法组织。我想象，他们的状况不会有太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