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多成灾和人少是福◆

　　在我活着的年代里，中国人口已由４亿变成１２亿甚至更多。不论是增长速度，还是绝对数字，都是超历史的。如果按照５０年代错误的人口政策任其发展下去，人口的灾难将比瘟疫、战争、自然灾害还可怕……
　　俱往矣！回忆这段沉重的历史，似乎已经没有什么积极意义。但是我想提醒一点，中国现在的生态问题有似于５０年代的人口问题，甚至更为急迫。如果我们还停留在口头重视、歌舞升平、顾此失彼、文过饰非的阶段，则十年几十年后的生态问题，将比现在的人口问题更为棘手。
　　人们啊，我们可要警觉！

　　应加拿大研究学会的邀请，１９９２年７月１２日我们夫妇俩又开始了一次新的旅程，作为三年前环球旅行的继续，赴加拿大进行五个星期的绿色访问。
　　飞机早晨８点从北京起飞，当地时间１０点就到达了加拿大的温哥华。加上１６小时的时差，我们实际旅行了１８小时。其中除掉在大连停留一小时，在东京停留两小时，实际在空中飞行了１５个小时。我们下了飞机，有加拿大研究学会的黛佩女士来接待我们。她年轻，热情，办事周到，给我们安排住宿，办理飞机签证、医疗保险，换旅行支票，然后安排访问计划。在加拿大的旅行生活就开始了。
　　许多人问我："你对加拿大的印象怎么样?quot;我说："最突出的感觉是人少。"确实如此，我们是从人口最多的国家来到人口密度最小的国家。到1989年4月，中国人口已经突破了１１亿大关。这是"中国之最"中最可怕的一最。苏联解体以后，加拿大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而人口不到两个北京的人数。两相比较，真是天壤之别。过去，这还只是一个数量上的概念；现在到了加拿大，具体的感受就多了。
　　第一个感觉，人少，就注意发挥人的作用。在这里我真正意识到人是宝贵的，不容许对人的浪费。我们坐在过海渡船上，他们叫 Sea bus，即海上公共汽车。一个可乘坐一二百人的大船，包括驾驶、靠岸、启门、关门、启航等等，只有一个人管理，而且船在行进中，他还有功夫看报纸。因为一切都自动化了，而且靠岸的专用码头设计得非常巧妙，好像进入一个严丝合缝的船坞，这边的三个门自动启开，乘客纷纷下船。那边的三个门自动启开，乘客纷纷上船。看到这种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使人深深地感到，一个人的工作要代替多少人的工作，还节省了乘客多少时间!这里的公共汽车是我们每天乘坐的交通工具，也只有一个人，司机还要兼管售票，票还比较复杂，老年人有优待，要打印时刻，因为一张票可以在两小时内多次换车。司机的服务态度还非常好，热情地回答各种问题。车快启动了，见有乘客跑来，就等一等，还告诉乘客："慢点走，没关系。"确实没关系，因为人少，汽车空，道路流畅，等一下完全不影响运行时间。不像北京的汽车司机，练就了一种非凡的本领，可以利用半秒钟之差，"砰"的一声把飞奔而来的乘客关在门外。我想这大概不是司机心黑，而是人多、车挤、道路堵塞，他照顾一个人，接着就会跑来第二个，第三个，一窝蜂都来了，汽车就再也开不动了。于是拥挤、骂人、吵架甚至更严重的事故就发生了。类似的对比，很多很多。在中国因为僧多粥少，只好一个人的工作几个人做，一个人的饭几个人吃；只好人浮于事，没事扯皮，降低效率，延误时间；只好有人找不着工作，有人吃不饱饭，有人为非作歹。因此人就不值钱了。这是必然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第二个感觉，人少，人就受到尊重。我们不论到航空公司、保险公司、银行，还是书店、商店和餐馆，人们都那么认真，和蔼，服务得体，而且不是那种职业性的或是拉买卖的笑脸。譬如我们拿银行支票换旅行支票的时候，工作人员就主动地对我们说："你们是老人，不收取手续费了。"当时我们并没有出示什么老人的证明，更没想到老人在银行还有什么优待。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黛佩女士，她不仅把本地区的访问项目安排得很好，而且细心地听取我们的意见和要求，询问我们要访问哪些地区？哪些国家公园？要接触哪方面的人士？要和哪些亲戚朋友取得联系？她立即给全国各地打电话，发电传。没有几天，一个很具体的访问计划，就在她的帮助下制订出来了，而且所到之处，都有人接待。这对人地生疏的异国客人来说，这种帮助不次于加拿大研究学会给我提供了一张往返和旅行加拿大的机票和３５００加元的资助。如果说这种帮助是属于她的工作，是"份内"的事；那么我们每天遇到许多陌生的人，也是一样的助人为乐，又作何解释呢？解释只有一个：在那里人们是互相尊重的。有次我们问一位司机怎么换车，他说："我该下班了，我领你们去。"报载中国某城市，问个路还要钱，真让人哭笑不得。研究学会要赠送２０本书，得我们自己提出清单。所以我们走进书店的时候，就主动告诉售货员："我们不是来买书的，是来找书的。"这位售货员并不因此就不理我们，而是问我们要找哪类的书。一会儿就拿来一大摞有关自然保护的书，让我们选读。还有一次，我们乘上长途汽车，要到一个大站。司机看我们是外国人，就问我们去哪儿？我们说，十点钟准备再换一次车到卡尔加里。他主动告诉我们："在九点钟还有一趟快车，比十点的车提前三个小时到。"他为了帮助我们赶上这趟车，还加快了车速。这三个小时对奔波劳累、还要投宿住处的旅客来说，当然是宝贵的。这样的情况，对加拿大人来说，可能习以为常；对中国人来说，就有点新鲜了。一想起国内的情况，我就感到懊丧。说实在的，我并不是一个没有民族自尊心的人，但事实总是绞杀着我的心。似乎人多，势必造成心理上的压抑和变态，造成互相排挤，互相发泄，互相倾轧。中国向称礼义之邦，现在是既不讲礼，也不讲义，而是讲关系，讲利害。否则就只讲人管人，人苦人，人挤人，人欺人，人骗人。一个自己不顺心的人，怎么会愿意把顺心奉献给别人呢？一个到处受不到尊重的人，怎么会愿意去尊重别人呢？古人云："敬人者，人恒敬之。"这话也包含着反面效应：不敬人者，人恒不敬之。所以大家都生活在一个无可奈何的恶性循环圈里，既不能解脱，又互为影响。尽管我们天天喊"五讲四美三热爱"，各级政府增设了"五四三办公室"，各行各业推广文明用语"谢谢！""请！""对不起！""没关系！"，但人们越来越不理解这些道德和词语的含义，"国骂"照样流行，敌视同类的现象仍不见衰减。当然，这里说的是一种感觉，并非要刺痛同胞的心。而且一个地方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尚，不完全取决于人多人少，但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特别是当人口膨胀到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都难以承受的地步。
　　第三个感觉，因为人少，所以这里环境宽敞，空气新鲜，生活清洁舒适，疾病少。我们夫妇俩投了３５天的医疗保险，花了相当于１０００元人民币。到过加拿大的人曾劝我："不用保，在加拿大很少生病。"但我们都是过６０的人了，还是保险一些好。结果是那位朋友的经验对，我们这３５天虽然马不停蹄，人不歇脚，工作强度很大，但连伤风感冒也没得过，这一千块钱只是买了一个放心。
　　第四个感觉，由于人少，自然保护的动力很大，自然保护的压力很小。在以下的章节里，我们将着重介绍这个主题。而中国的情况刚好相反，由于人多成灾，自然保护的动力很小，而自然保护的压力却非常大。中国的人口是世界上计算人均值的一个最大分母。这个分母几乎可以吃掉中国所继承和发展的一切，既包括物质财富，还包括精神财富。有个省的领导人沉重地对我说："自然保护的重要我也知道，但每年要多出生几百万人口，我们不得不开荒种地，不得不砍树烧柴，不得不剜肉医疮。"日本的《读卖新闻》曾经评论道："中国每年新出生的人口，相当于一个东京都的总人数。这种罕见的人口压力如不能解决，制订任何美妙的计划，大概都只能是画饼充饥。"现实确实是，人多不够吃，只好拼命地施用化肥农药；拼命地盖医院和采集药材，也满足不了病人的需要；拼命地拓宽马路，立交桥下还安红绿灯，警察比加拿大的行人还多，也解决不了交通问题。更严重的是，受到科学文化水平和生产水平的制约，人口危机所带来的生态危机就更可怕，这么多人要盖房，要烧柴，要吃饭，要行路，死了还要造棺材盖坟，为了竞争土地和风水，许多地方还出现了成批的"活人坟"。如此沉重的压力，地球哪能负载得起啊！结果是森林过伐，物种濒危，开荒扩大，耕地锐减，污染扩散，环境恶化。尽管时至今天，中国政府已经把控制人口作为国策，不敢懈怠，但是，临崖勒马收缰晚，船到江心补漏迟。就是控制人口本身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如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独生子女所带来的社会病态问题，人口素质"逆淘汰"的问题，因为首先接受节育政策的是文化水平比较高、经济生活比较富、教育条件比较好的城市人口，相反的，在贫穷、落后、近亲遗传现象比较严重的边远地区，人口的比重还要增加。现在我国的遗传病有2300多种，光是生下来的白痴就有300万人。
　　控制人口已成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本条件。就从自然保护的角度来说，我国要不下狠心解决人口问题，就甭想保住绿水青山，就甭想过好日子！在国内，我有这个想法，到了前苏联、欧洲和美国，就更有这个想法，现在到了加拿大，这想法就更鲜明了。看到加拿大由于人少所带来的各种幸福，我甚至陷入了幻想：如果中国人口不是１１亿，而是５亿，那将是什么样的情景！如果是两亿，那又是什么样的情景！如果人口和现在的加拿大一般多，那又是什么样的情景！而在我活着的年代里，中国人口已由４亿变成１２亿甚至更多。不论是增长速度，还是绝对数字，都是超历史的。如果按照５０年代错误的人口政策任其发展下去，人口的灾难将比瘟疫、战争、自然灾害还可怕。５０年代不是没有人说话，像马寅初、邵力子、钟惠澜、费孝通、陈达、吴景超等有识之士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人口问题，就连我这个当时还是无知的青年，也感到人口必须控制。但决策者不予理睬，认为人多是好事，人多力量大，把一?quot;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大帽子奉送给持不同意见者，甚至横加迫害，使许多说了好话的人不得善终。马尔萨斯何许人也，至今我也没有研究，但从中国的现状来说，他应该是一位"菩萨"，因为他预示了我们的吉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苦果的人已经不在了，吃苦果却是现在和以后若干代人的事。
　　俱往矣！回忆这段沉重的历史，似乎已经没有什么积极意义。但是我想提醒一点，中国现在的生态问题有似于５０年代的人口问题，甚至更为急迫。如果我们还停留在口头重视、歌舞升平、顾此失彼、文过饰非的阶段，则十年二十年后的生态问题，将比现在的人口问题更为棘手。
　　人们啊，我们可要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