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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年“走”出一部书
——在香港《环球绿色行》首发式的讲话
关于《环球绿色行》这部书的内容，我想用不着说什么，因为有些朋友已经读了，有些朋友以后也有机会读这部书。现在我想说说这本书有什么特点，和别的书有什么不同。说三点：
首先，有人问我这本书是怎么写出来的，我说是“走”出来的。从１９８０年我调到北京自然博物馆创办《大自然》杂志开始，到去年带领大学生绿色营去西藏，我整整走了十八年。我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什么学问家，但我有自己的特点。可能是从记者生涯到科普作家，我强调调查研究，强调第一手资料，强调亲身体验。在西双版纳采访野象，我一定要看到野象；在梵净山采访黔金丝猴，我一定要看到黔金丝猴；在神农架采访药用植物，我一定要药农带我采到生长在悬崖峭壁上的金钗石斛。看到它们是很短、也许只是瞬间的事情，但达目的却是一个十分丰富、十分生动、十分美好的过程，也是一个千辛万苦，甚至要经历猛兽毒蛇、山洪、摔伤等危险的过程。六十岁出国访问的时候也是如此，在白俄罗斯的沼泽地里，我爬上２０米高的大树去拍摄黑鹳，在法国的地中海湾，我穿着氯丁橡胶潜水服下海观鱼。因为我流了汗，淌了血，动了感情，所以在我的著作中就多了一点别人所没有的东西，往往正是这点东西感动了我的读者。
开始是一个人走，后来是两个人一块儿走。１９８１年在西双版纳遇见了在华工作的美籍专家马霞·玛尔柯斯。我们成了朋友，后来成了夫妻。我们的结合有点传奇，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和一个普通的美国人，文化背景不同，生活经历不同，性格不同，语言不同，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是大自然偶然把我们拉扯在一起，再经过长期地磨合、滋润、培育和塑造，使我们终于成为幸福的一对。我们相互敬爱，有共同的追求、共同的著作、共同的读者和朋友。
马霞前年去世了。这两年，她好象一直在我身边，我从来不是以一种伤感、怀旧的心情思念她，而是学着她的人生观和思维方式，作为一种哲学和自然的力量，她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我在纪念马霞的小册子中写道：“前半生备受摧残，我没有死，至少也该落个精神残废。但我还活着，还能挺起腰板为中国的绿色事业做点事，这主要得力于大自然和马霞给我的影响。她们没有告诫我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但我从她们那里所得到的，远远超过这些。”现在，我认为努力写好编好这部书，努力从事自然保护事业，是我对马霞的深情怀念，也是我对大自然的知恩图报。按照中国的习惯，年近七十的人该休闲在家了，但我还在野外宿营，在越过海拔五千多米的唐古拉山口，在声泪惧下地宣讲生态保护，每天都和环保朋友接触，讨论各种环保问题。看到完全回异于往事坎坷的现实生活和所从事的事业，我感到庆幸和自豪，因此我更怀念马霞，更热爱大自然。
许多读者告诉我，读到书中《马霞和我们同行》这一章的时候，他们都哭了。所以说这本书是我经历了十八年、甚至是一生的风风雨雨中“走”出来的，不只是用腿，而且用心，用情感，用生命。
第二、这部书已经和中国的环保事业结合在一起，成为这个事业的一个部分。
这部书大陆的许多读者喜欢、爱读，有人赞喻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绿色读物，是中国的《寂静的春天》。实际上它已经卷入到中国的绿色浪潮，成为激发群众绿色觉醒、催化群众环保行动的一种物质力量。北京建国饭店青年职员常仲明读了这本书以后，用自己的积蓄在昌平租借一片荒地，创办一个个人的自然保护区，惨淡经营已经三年了；桂林工学院青年教师张佩华以这本书为指针，强化了他们的“徐霞客俱乐部”绿色主题，积极开展了中外青年共同考察华南和西北的野外活动；一批环保人士正在倡议一个捐赠活动，要让全国的自然保护区都拥有这部书。现在已经捐赠了３００多本，接近半数。这部书反馈的信息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们的一个最大行动就是发起和组织了大学生绿色营。每年暑假，我们组织大学生中的绿色志愿者，到大自然去，到环保的焦点去。前年为了保护一百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不遭砍伐，我们去了滇西北。引起了各界的重视和支持，终于保住了这片原始林及林中的滇金丝猴。通过一次民间的绿色活动解决一个实际问题，这在大陆还是首次。而对参与者的触动和教育，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实践证明了，绿色营是特殊的学校，是锻炼绿色人才的熔炉，是传播绿色种子的“星星之火”。所以这个群众性的绿色行动，如果没有干扰，就应该坚持下去。去年为了考察藏东南的原始森林，我们绿色营奔赴西藏；今年为了保护湿地，月底即将奔赴东北三江平原。感谢IFAW组织了这个首发式，在这里义卖所得的钱，将全部用于今年绿色营活动的经费。
在这里我还传递一个信息：北京的新世界出版社读到这本书以后，决定出英文版，把它推向世界。这个出版社的老编辑陈有升先生给我写了封信，其中有段话是非常深刻的，他说：“近年美国有一种为持续冷战服务的观点，认为２１世纪将是西方的基督文化与东方的伊斯兰文化和儒教文化的冲突。其实，只要读读您的著作，就不难雄辩地看出东西方文化共同点大于冲突点，西方的思想也不难在东方中国找到共鸣，尤其在环保绿色革命中，地球村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我看这段话也阐明了他们为什么要出一个英文本。因此我也希望这本书不只是走向全国，争取能读一百年，还希望能够走向世界。《国际歌》中有一句歌词：“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我希望这部书能够参加绿色国际的行列。
第三，这部书是我和马霞写的，但是是在很多很多朋友的支持、鼓励和帮助下完成的。说这部书是个热爱自然的集体创作，我认为是符合实际的。
马霞说：“热爱大自然的人都是好人。”我遇到这样的好人太多，无论是我们在国内国外考察的过程中、在写作和运用计算机的过程中、在翻译资料和出版的过程中、在组织绿色营活动的过程中，有成百上千，还有许多没有见过面，但在信中给过深刻鼓励的朋友。特别是在国外访问的那八个多月中，我接触的都是热爱自然的朋友，我是生活在绿色和友谊的海洋之中。他们为什么对我那么好，因为他们知道我热爱大自然，希望我为大自然做点事。所以回来后，我想做很多很多的事，我想创建一个真正群众性的自然保护组织；我想举办一个国际自然保护展览；我想创办专门出版自然保护书刊的出版社；我想试点一个既包含外国经验、又是中国模式的自然保护区；我想到处发表演说鼓动群众起来捍卫自然等等，我想做的事太多了。但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凭我的地位、学识、才能和精力，这些都不现实。最现实的还是实现原来的计划，首先写好一本书。这本书非写不可，非写好不可。这是大自然的呼唤，是我的良心的驱使，也是国内外朋友和同行的期望。
所以回国以后，我谢绝记者访问，谢绝发表文章，谢绝一切出头露面，真是埋头写作了三年，初版了《环球绿色行》。又经过五年的修订和补充，才有这个薪版的《环球绿色行》。我特别要提到的是IFAW，在出版这部书的过程中给了我巨大的帮助。这个帮助不只是捐助了１００００美元，举办了这个首发式，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保护动物、保护环境方面的友谊和合作。
我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这里会见许多朋友，能表达我的一些想法。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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